编纂司的日子，仿佛被无尽的典籍浸泡，缓慢而粘稠。然而，那本蓝皮《楞严经》注本，如同一滴落入清水的浓墨，晕开了看似平静水面下的汹涌暗流。
公孙策的发现并非孤例。随后几日，他陆续在几册来自不同地域、标注为“古本”、“珍本”的佛道典籍中，发现了类似的篡改痕迹。有些是在关键修行法门上做了细微调整，引导向“顿悟”、“速成”；有些则是在宇宙观、伦理观上埋下隐晦的伏笔， 贬低中土传统，抬高某些域外“圣地”的地位。
这些改动，如同精心设置的密码，散落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之中，若非公孙策这般学贯古今、心思缜密之人，绝难察觉。它们像细小的蛀虫，悄无声息地啃噬着经典原本的梁柱，意图在不动声色间，扭曲这支撑了华夏千年的思想殿堂。包拯听着公孙策一条条列举那些被篡改的章句，感觉背脊一阵发凉。这不再是简单的学术争议，而是一场针对文明根基的、极其阴险的“蛀心”之战。
线索，最终指向了汴京学界泰斗，以品性高洁、学问精深着称的理学大家——王文纯。几册问题典籍的流传路径，或多或少都与他主持的“文渊阁书局”或其门生故旧有关。更令人心惊的是，王文纯近期在一次讲学中，公开褒扬了一种“破除门户之见，融汇四海精华”的治学态度，其言辞，与那些被篡改典籍中隐含的倾向，隐隐呼应。
“伪儒……”包拯在编纂司昏暗的灯光下，缓缓吐出这两个字。烛火跳动，将他凝重的身影投在身后满墙的书架上，仿佛有无数沉默的先贤在注视着他。王文纯声望太高，门生遍布朝野，若无铁证，贸然指控，无异于蚍蜉撼树，只会打草惊蛇，甚至引火烧身。
与此同时，雨墨带来了另一条线索。她借着采购笔墨的机会，混迹于汴京的市井之间，敏锐地注意到，那些流传“莲花手印”和“速成”教义的瓦舍、茶肆，其背后隐约晃动着一个异域商人的影子——来自大食的海商贾米尔。此人贸易网络庞大，出手阔绰，尤其喜好结交文人雅士，资助刻印书籍，王文纯的“文渊阁书局”近期几次大型的刻印活动，背后都有贾米尔提供的“润笔”与“赞助”。
资金的流向，思想的变异，学术的权威，域外的影子……几条线索如同几股暗流，在汴京这座繁华帝都的地下，悄然汇合。
包拯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精心编织的巨网。王文纯利用其学术地位，为扭曲的思潮披上“正统”、“创新”的外衣，如同给毒药裹上糖衣；而贾米尔则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为这“文明替换”的计划输送养分，并利用贸易通道，将毒素扩散向更远的地方。
“一个在内，篡改根基，一个在外，输送资粮。”包拯在编纂司那间充当临时议事处的偏室内，对公孙策、展昭、雨墨沉声说道，“好一个‘里应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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