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是野地里常见的那种黄芯白瓣的野菊，夹着几枝山上的紫苏和金盏，搭配得体，用一段粗麻绳扎着，别有一番朴素的心意。
“这是什么？”蓉蓉原本正脱鞋，看到花立刻来了兴致，眉毛一挑，声音都压低了几分，“哎呀，该不会是有人送的吧？”
我弯下腰，将花束捧起，发现里面还夹着一张小纸条。
我展开来看，上面用工整的铅笔字写着：“希望今天，你和你的同志工作一切顺利。”
我看着这字，脑子里立刻浮现出舒云霆那张带着戏谑笑意的脸。
蓉蓉凑过来看了一眼，也立马反应过来：“不会是昨天那个所长儿子吧？”
我没有说话，但脸上的表情已经写满了“八九不离十”。
心里更加乱成一团，这花若是旁人送的，或许还能轻描淡写地笑过；可偏偏是他，这让我平添几分莫名的烦躁。
蓉蓉见我脸色不好，倒也不劝，只是拍拍我肩，语气轻松地说：“昨天见过了，还是不喜欢？那就算了。天下好男儿多的是。”
我转头看她，略带惊讶：“咦？我还以为你让我别挑来挑去吗？”
她却认真地摇了摇头：“我们小棠这么优秀，当然要世上顶级的男儿才能配得上你。不然你多委屈啊？”
她这话说得自然，我却愣了一下。
记忆深处似乎有什么浮现了出来。二十一世纪的某个午后，外婆在麻将桌上笑着说的那句话突然在脑中回响——
“小水眼光高是好事。小水那么优秀，自然要顶级的男孩子才配得上她，不然委屈了她。”
那时我站在门外，捧着刚洗完的水果盘，悄悄听得心里发烫，没想到这句原话，竟然跨越了时间，在这间简陋的宿舍里，再次响起。
我低头看着手中的花，忽然就没那么烦了。
接下来的日子，茶馆老板女儿的精神状态，的确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她不再躲避家人，也渐渐开始和邻居打招呼，甚至会帮着母亲整理茶叶、擦洗茶具。
虽然仍偶有惊恐发作，但在我们的陪伴与引导下，她终于开始正视自己的伤口，而不是把痛苦关进心底。
当我和蓉蓉去看她的时候，她曾拉着我俩的手，眼圈红红地说：“我现在知道，我不是坏人，我没有丢人……谢谢你们。”
她的变化在小镇上传开了。
一传十，十传百。
镇上的人们渐渐听说，那个原本疯疯癫癫的小姑娘，是在两个女同志的照料下，才慢慢恢复的。
慢慢地，有人悄悄在晚上在我们宿舍里塞纸条，说家里谁谁常年做噩梦、晚上突然惊醒，或者脾气暴躁，怀疑是不是“心里出了问题”。
还有人托人来说，母亲常年失眠，爷爷脾气古怪，想来看看能不能“调调神”。
起初是悄悄的，偷偷摸摸的。
但后来更多的人开始正视这些问题，不再把精神病和“疯子”划等号，也开始相信心理和情绪的调节是一门真正的学问。
而我和蓉蓉的名字，也在不知不觉中，从所里传到了镇上。
大家不再只叫我们“高材生”“宣传员”，而是尊称一声：“那两个能治病的女同志。”
我和蓉蓉依旧是穿梭在民居与城镇之间，依旧是听、问、记录、安抚。
我俩心里知道，我们做的，不只是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