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两周，我几乎是整个人沉在了心理治疗的世界里。
每天的预约早早排满，一天要见六七位患者。
每次谈话完，我都会把内容仔细记录下来，有时还要反复整理笔记、查阅资料。
等我从小小的心理治疗室里出来时，四周早已沉进暮色，周围的房屋轮廓都被夕阳勾出一圈暗红的边。再回到宿舍，已经是夜深了。
这间前身是杂物间的小屋，如今却成了一个安静、温暖、让人能开口说话的地方。
两周来，我在那里接待了许多有心理困扰的镇民——
一位刚生完孩子不到一个月的年轻母亲，她整夜失眠、心情低落、常常莫名落泪，却被丈夫说成“娇气”“矫情”，甚至劝她“多干活就不难受了”。
一位二十出头的青年，父母在半年前因车祸去世，从那以后他就时常自言自语、不愿与人交流，夜里还会梦游、喊叫。
一位十四岁的女学生，学业压力太大，加之家庭贫困，整日焦虑、头痛，甚至开始厌食、脱发，身体明显消瘦。
还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电站工人，最近总是疑神疑鬼，怀疑同事在背后说他坏话，甚至觉得家里有人在“盯着他”。
蓉蓉那边也不轻松。
她每天天还没亮就背起药包出门，奔波于各个病人家中。
她负责重症精神病患者的回访与登记，还主动跑到邻近的几个村找乡镇医生、老前辈请教精神病的辨别与处置方法。
所长怕她一个姑娘家跑太远不安全，便安排李诚陪她。
诚哥性子老实又肯学，蓉蓉干脆开始手把手教他如何判断病情、如何填写评估表，还翻出精神疾病的书稿和他一起读。
一开始，我还有些担心蓉蓉和他朝夕相处，生出些感情来，那我外公怎么办？
但后来，看见她的脑子里已经完全被事业所占据，我也就放下心来。
她说：“我们总要培养出更多人来。”
我和她只有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那一两个小时才能见上面。
我们会在她的小屋里安静坐着，各看各的书。
她总是盘着腿坐在床边，一边啃着油印的精神疾病旧资料一边记笔记，眉头紧锁；而我则摊开我的心理治疗记录本，复盘病人的对话和情绪反应，一页一页地回忆，还借阅了这个年代并不多得的心理相关书籍。
60年代的灯光并不明亮，一盏钨丝灯泡吊在头顶，亮度仅能照清书页的字。
可我们却越看越专注，常常一抬头，已是夜深。
“我俩也太卷了吧。”我有天看着她，忍不住笑着感叹。
“卷？”她抬头，疑惑地歪了歪头，“你又发明新词了？”
“就是……比谁更刻苦、更努力，一点都不敢松懈。我们不就是这样吗？”我边说边笑着撑着下巴。
“你是不是馋米卷了？”蓉蓉忍不住笑出声，“周末要是赶上集市，我带你去买。”
这一天下班已是很晚，天色早就黑了，镇上没几盏路灯，昏黄灯影摇晃在地上。
我骑着车回到宿舍楼下，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个人影。
“你怎么来了？”我熟练地从自行车上跳下来。
“好久没见到你了，便过来看看。”舒云霆从黑影中走出，笑得温和，“给你带了些水果，还有你最爱的米卷。”
他说着，抬起手里的袋子，晃了晃，“刚好今天去粮站那边发货，顺路。”
我看着他，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