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到了华西开会。
六十年前的华西医院，还保留着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红砖青瓦，飞檐挑角，窗棂是黑漆木质的，带着江南格局和西式学院风的混合气息。门口的横幅被风吹得轻轻晃动，上书八个黑体大字——“司法精神病学教研室筹建筹委会”。
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我看着那些字，脑海里却浮现出21世纪医院门诊楼的玻璃幕墙与自动扶梯上满满的人。
这是中国精神医学史上的一粒种子。
而我，和蓉蓉，从一个偏远小镇走来，就这么坐进了时代的风口浪尖。
会议厅内座无虚席。来自全省各地的医生、公安、法医、基层干部齐聚一堂，四周墙面还挂着苏式宣传画，桌上摆着厚厚的文件袋和几台稀罕的便携录音机。每一个人都穿着笔挺的干部服或白大褂，神情凝重。
我和蓉蓉坐在靠近角落的位置，略显局促。我们的档案袋里，装的是这半年来我们辛苦得到的经验与案例。
还有我——来自2025年的大脑。
分组讨论时，一位穿着灰呢中山装的干部走到我们面前，拿起了我们的汇报材料。
他眉头紧锁，指着其中一页说道：“你们城关的石羊村、铜梁村，这两起病患案例，情况很严重。”
我点点头，回答道：“石羊村的患者为家族遗传型精神分裂症，但未建档，长期缺乏药物治疗；铜梁村的病人则因误诊，被家人强制关押，最终死亡。”
他的眉头越皱越紧，旁边一位老法医接过话茬：“很多偏远地方都是这样。精神病成了‘见不得光’的事，一旦怀疑有问题，就关在家里，怕麻烦，也怕丢人。”
话音未落，坐我旁边的蓉蓉突然开口了。
“所以我认为，司法精神病体系的建立，不该只依赖大城市医院的介入，而是要向下扎根——扎进村子、扎进家庭。”
话一说，便看到周围其他正在分组讨论的同志们回头看着她。
蓉蓉看了我一眼，我鼓励的看着她，让她继续说：“我结合这半年在城关的临床观察，还参考了苏联、英美的精神健康系统的理论，拟出了一个初步的‘基层精神病防控框架’。”
“分四步：初筛、登记、转诊、追踪。”
原本低声讨论的其他小组忽然安静下来，纷纷回头望着她。我也转头望着她，轻轻点头，眼神鼓励。
她站起身，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一字一句地写下这四个词。
她的字并不算工整。每写完一个步骤，她就回过身，向大家解释实际操作的场景。
“初筛阶段，可以依托妇联系统开展定期问卷，村医提供情绪评估建议；登记系统应由镇一级卫生所牵头，建立台账，由公安、卫生、社区三方定期联合复查；转诊机制应明确地段医院和精神专科的绿色通道；追踪阶段可按季度入户随访……”
她所说的这些，就是21世纪社区精神卫生网格化治理的雏形。
她每讲一条，我就能回忆起一张21世纪的图表，或一行专业教材上的关键词。
这半年，我们反复琢磨过这些流程——
她凌晨三点来敲我房门，一脸兴奋地说她读到了英国的案例；她早饭还没吃，就坐在我床边写流程图。
我带着时间的“剧透”，她带着一个时代的热情，我们合在一起，共同完善了这些适用于基层的管理方法。
会场慢慢静下来。
有人开始摘下眼镜认真记录，有人点头，还有人悄声说：“一个女娃娃，怎么懂这么多？”
坐在台上的主持人，是西南最权威的精神医学教授。
他盯着黑板上的字良久，终于开口：“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你叫什么名字？”
“城关镇，郭蓉蓉。”
我扭头看她，只见她站在那里，脸颊发红，眼神坚定，没有一丝胆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