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们照例去到了会议地点。和昨天那种排排坐听领导讲话不同，今天是分组讨论。
精神科在全国都属于敏感科室，各地情况不一样，所以这样的分组形式也显得格外有针对性。会议室门口贴着纸——用蓝墨水钢笔写着各组的名单。
我和蓉蓉、齐东强、黄慧君分在第三组，其余人被分散到了其他组。
分组会议不像正式大会那么严肃，大家围着一张大长桌，木桌有些旧，边缘都磨得发亮，像经历了许多年手掌擦拭一样。
桌子上放着一叠叠文件，内容是各地精神科的实情。有些地方压根没有科室，有些地方有名字却没床位，有名字有病房却没有合规的药物。有经验的代表一边翻资料，一边摇头。
本地的一位医生开口说，他们院区之前做过试点，用劳作治疗配合法制教育，确实让不少长期住院者有好转趋势，但因为缺乏制度支撑，前几年中断了。
另一位说中医介入很好，针灸平复病人躁动比药物还快，成本也低。
我们一边做记录，一边听。
蓉蓉时不时低声和我交换看法，我自然靠得过去，齐东强则习惯用他略带书卷气的语气分析。
讨论到后半段，激烈起来了——
有人坚持重建精神科必须优先建设病房，有人认为先建药物供应体系才是关键，还有人提议搭建宣传普及体系减少歧视，这话一说，桌子另一侧立刻有人反驳：“群众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先保命。”这种说法也没错。
主持人试图协调，让大家把观点写入总结稿里，说领导会统一上报。
我们点点头，继续写写划划，笔尖在纸上刷刷作响。
三个小时的讨论结束之后，大家集体散出会议室，那种像从闷罐里出来的轻松感，伴着外头温凉的空气扑面而来。
我们在走廊里和别人交换纸条、要地址——这就是现代所谓的social现场吧——
有些人今后能用上，有些人可能再也不会见。
时代就是这样，机缘也这样。
散会后，我和蓉蓉几人慢慢往华西医院大门口走。
走廊里的人很多，脚步声回荡，叫名字、打招呼、发通知的嗓音此起彼伏。
我们走下长长的台阶，正准备和其他医院的同志告别，我突然听见前头有人喊：“小棠！蓉蓉！”
我抬头一看，是周晴。
她穿了一件深蓝粗呢外套，头发比以前长了些，更显女人味。旁边牵着一个孩子，一只手还拿着布袋。
这是周斌？
都这么大了？
是啊，周斌今年都五岁了，高高瘦瘦，眼睛特别亮。
“哎哟，这小姑娘都长这么高啦！”我们笑着迎上去，蓉蓉揉了揉周斌的头。
孩子脾气温顺，懂得礼貌，立刻规规矩矩地叫人：“阿姨好，叔叔好。”我们都被萌得直乐。
我细细打量她的眉眼——果然有当班主任那股认真劲儿，像是提前长了颗负责的大脑。
齐东强和黄慧君也认出了周晴，立刻上前和她打招呼，一副久别重逢的语气。
周晴笑着，指了指身边站着的男人，介绍说那是她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