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的秋天，与好莱坞的浮华仿佛隔着一个世界。
常春藤攀附在古老的哥特式尖顶上，空气中弥漫着时间沉淀下来的安宁气息。
走在菲茨拉瑟夫门下的石板路上，每一步，都像踩在历史的脉搏上。
演讲的地点在亚历山大音乐厅——那是一座庄严得像教堂的罗马式建筑。
穹顶下，坐满了普林斯顿的师生，其中不乏白发苍苍的学术泰斗。
他们不是来看一位电影名人，而是来审视一个搅动了文化与电影工业的“外来者”。
当李衡走上讲台时，全场陷入近乎虔诚的静默。
他没有带讲稿。
他站在那座雕刻着校徽的厚重讲台后，目光平静地扫过台下那一双双眼睛，微微一笑。
“下午好，”他开口道，声音在穹顶下回荡，沉稳而清晰。
“今天，我想和各位聊的，不是票房，也不是工业。”
“我想聊的，是电影最核心、也最艰难的使命——”
“如何去拍摄那些，眼睛看不见的东西。”
他停顿了一下。
“换句话说——电影，如何成为通往思想的桥梁。”
他以《美丽心灵》为切入，却几乎不谈剧情。
“我们如何拍摄一个天才的孤独？”
“不是让他一个人坐在空房间里，而是让整个世界，都变成别人无法解读的密码。”
“只有他，能看到数字背后的秩序。”
“我们又该如何拍摄精神的崩溃？”
“不是拍嚎叫，也不是拍泪水。”
“而是当你望向窗外的雨滴时，忽然发现——它们不再随机落下，而是以质数的间隔排列。”
“那一刻，你开始怀疑，疯的也许不是他，而是这个世界。”
他把“让现实自己开花”的理念，用哲学与东方写意的语言娓娓道来。
他形容电影是一场“清醒的梦”，而导演与制片人，是建造梦境桥梁的人。
台下，静得落针可闻。
连那些最严苛的文学系教授，眼神里也渐渐浮现出赞许的光芒。
演讲结束，掌声如潮，绵延不绝。
——
问答环节开始，气氛变得活跃起来。
学生们的问题大多围绕创作、影像语言和行业未来。
直到，一个穿着得体、神情冷峻的中年男人站起身。
“李先生，我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大卫·斯特林。”
他的声音平稳，却带着刀锋。
“我必须承认，您的演讲非常精彩。盘古影业通过《美丽心灵》展现了极高的人文关怀，这一点值得尊敬。”
他顿了顿。
“但与此同时，我听说盘古影业正在拍摄一部名为《落水狗》的电影——一部充斥暴力与虚无主义的作品。”
他直视李衡，语气里的刀锋终于亮出。
“一边是闪烁人性光辉的《美丽心灵》，一边是血浆与背叛的《落水狗》。”
“李先生，您不觉得这很矛盾吗？”
“还是说，所谓的‘企业良知’与‘社会责任’，在盘古影业那里，只是一种可以随市场风向调整的营销策略？”
空气骤然凝固。
台下传来细微的窃语，就连院长脸上的笑意也微微僵硬。
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不再是学术提问，而是一场公开的诛心。
斯特林站在那里，带着一丝胜利在握的笑，等着李衡的辩解，或者溃败。
李衡沉默了。
十秒。
全场安静到只能听见灯丝的嗡鸣。
然后，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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