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清理”四个字像毒蛇一样噬咬着我的神经。
我明白了,那段监控录像不是偶然,它是一个诱饵,一个标记。
它选中了我,因为我是审核员,是接触它的第一个“节点”。
我不是在审核它,是它在“感染”我。
“样本7号”和母亲林媛的怨念,混合着实验的邪恶数据,形成了一个数字幽灵,它在寻找……清理者。
或者,它在寻找新的“母体”。
我的健康手环,我的电脑,我的游戏,甚至老屋的电器,都被它当成了“监护仪”,它在检测我的“数据”,评估我是否适合“承载”它。
它不断重复心率200和胎儿窘迫,是在模拟它死亡的过程,也是在测试我的反应。
而我,在它的协议里,或许已经从“观察者”变成了“候选者”。
甚至……是“孵化器”。
这个念头让我胃里翻江倒海。
我抓起手机,疯狂地删除搜索记录,砸碎手机,挖深坑埋掉。
但我知道,没用的。协议已经启动,清理……或者“移植”……已经开始。
“协议清理”。
这四个字,像四只带着倒钩的毒牙,深深地扎进我的脑髓,并开始释放一种冰冷的、令人疯狂的毒素。我不再仅仅是恐惧,一种更深层次的、混合着恶心和绝望的寒意,从我的胃里翻涌上来,几乎让我呕吐。
我瘫坐在冰冷潮湿的泥地上,背靠着漏雨的墙壁,雨水顺着破洞滴落,在我脚边积起一小滩浑浊的水洼。但我感觉不到潮湿和寒冷,我的全部感官,都被那个可怕的推论占据了。
它不是随机的。那段监控录像出现在我的审核队列里,绝不是偶然。我是一个网络内容审核员,我是海量信息流的一个“节点”,一个过滤器。而它,那个由惨死的孕妇林媛和被当作实验品“清理”掉的“样本7号”的怨念,混合着某种无法理解的、邪恶的实验数据所形成的“数字幽灵”,它需要一个出口,一个载体。它选中了我。不是因为我是谁,而是因为我的“职能”——我是第一个接触它、并具备一定“数据处理”能力的活体节点。
我根本不是在“审核”它。从我看到它的那一刻起,我就被它“标记”了。审核过程,就是它反向“感染”我的过程!它在我的设备上,在我的健康数据里,甚至在周围的环境中,寻找一切可以依附的“终端”,模拟它曾经存在的环境——胎儿监护仪。它在持续不断地监测我,就像当年那些实验人员监测“样本7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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