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统治基石乃是军事长官兼任行政长官。
这是最核心的特点。
大明并未大规模派遣传统的文官前来，而是直接由征服此地的军队将领，就地转化为地方管理者。
在本州关键要地，如原奈良、堺市、石见银山等地，设立了以大明军将为首的统治据点，称为“镇守司”或“守御千户所”。
这些地方的军事主官，如参将、游击将军、守备、千总、把总等，同时兼任该地区的行政长官，负责维持治安、征收赋税，主要是粮食、白银和特定矿产、推行大明律法、进行初步的教化，如强制要求学习汉话、推行大明衣冠礼仪等……
这些军官出身的“父母官”，或许不通文墨，但执行力极强，手段直接。
他们依靠麾下的明军士兵作为统治骨干，同时利用投降的倭国武士来管理基层，将大明的统治力强行植入到倭国的每一个角落。
此时倭国约有八万精锐，是统治的绝对基石。
他们分驻各战略要地，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主要负责威慑、镇压大规模反抗和应对突发事件。
倭国协同军，规模已达五万人，并且还在不断吸纳归顺的倭国武士和壮丁。
这是大明“以倭制倭”策略的关键。
协同军由投降的倭国大名、高级武士统领，但中层军官逐渐掺入明军老兵或有功的倭人，高级指挥官则由明军将领担任或严格控制。
协同军装备虽不如明军主力，但数量庞大，熟悉本地情况，用于维持地方秩序、清剿小股反抗势力、作为辅助兵力参与行动，极大地减轻了明军主力的负担。
他们的存在，也分化了倭国本土的力量，使得反抗难以形成统一合力。
天皇一家在西域扛石头呢，而此时倭国最高地位得，便是武士阶层。
这是重点分化打击和拉拢利用的对象。
顽抗者已被消灭，投降者则被纳入“协同军”体系，或给予基层管理职位，使其成为大明统治的工具。
许多中下层武士为了生存和保持一定的社会地位，选择了合作。
他们的效忠对象，从原来的大名和天皇，逐渐转变为大明皇帝和戚继光等镇守将军。
大明需要倭国的白银、资源和劳动力。
商人被允许在管控下进行贸易，尤其是与大明、朝阳省、琉球的贸易……
’有一技之长的工匠被集中起来为大明的统治服务……
农民则被要求按照新的赋税制度缴纳粮税，生活虽然依旧困苦，但在相对稳定的秩序下，至少避免了战乱的直接摧残……
强制推行汉语官话为官方语言，要求所有与官府打交道的人，以及协同军、本地吏员必须学习。
汉字成为唯一的官方文字，倭国原有的文字系统被限制使用。
对倭国本土的神道教、佛教采取打压的态度。
为什么打压，因为这帮人的财富是最多的。
同时，开始引入大明的儒学教育，在一些主要城镇设立“社学”，教授汉文和儒家经典，试图从思想上培养亲近大明的下一代……
此刻的京都，虽然表面上已经平定，商铺重新开业，农民在田间劳作，但空气中依然弥漫着一种无形的紧紧张。
街道上，时常可以看到穿着明军号衣的协同军士兵巡逻，与真正的明军士兵交错而行。
曾经的倭国百姓，面对这些新的统治者，眼神中充满了敬畏、疏离，以及隐藏得很深的复杂情绪。反抗并未完全绝迹，小规模的骚乱、针对落单明军或合作者的袭击，在偏远地区仍时有发生，但都已无法动摇大明在本州的统治根基……
戚继光深知这一切。他靠在榻上，听着部下汇报各地年关的防务安排、赋税征收情况以及零星叛乱势力的清剿进展。他的思绪，却时而飘回万里之外的大明，想象着北京城的年节景象，想象着江南的温暖春光。
当然，现在的军事管理，只是一个开始……藩王体系，才是倭国2.0管理模式。
当然，最为重要得还是移民政策……主体民族得变更，才能让这几座岛，真正的成为华夏民族的海外岛链屏障……
而一切，的一切，都需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