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推开院门，就看见生产队书记李宝明站在院子里，身边还跟着两个陌生的年轻小伙子。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虽然满面风尘，却透着一股城里人特有的气质。
“浩娃儿，来得正好。”李宝明洪亮的嗓音打破了傍晚的宁静，“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同志是上面分配来的知青。这位是从北京来的张天利同志，这位是从上海来的王波同志。”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才想起前几天在山西日报上看到的消息：中共中央北平工作会议召开，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取消了原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度就要减少1000万。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幕，正在缓缓拉开。这是我仅在历史书本上读到过的篇章，如今却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
“欢迎欢迎。”我赶忙上前握手，注意到他们手掌的柔软与我这几天磨出老茧的手形成鲜明对比。
李宝明拍拍我的肩膀：“浩娃儿，你是有文化的，你们年纪相近，这两个同志刚来，什么都不熟悉，你就多带带他们。”
等书记走后，我们三人面面相觑，气氛一时有些尴尬。最后还是王波先开了口，带着浓重的上海口音：“同志，请问哪里可以打水？我们一天没喝水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引他们到院里的水井旁。看着他们笨拙地打水的样子，我仿佛看到了几天前的自己。
“慢慢来，这井绳要这样绕......”我上前示范，二人学得很认真。
傍晚时分，张婶听说来了两个城里娃，特意多做了几个玉米饼子送来。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张婶眼眶有些发红：“造孽哦，这么小的年纪就离乡背井的。”
通过断断续续的交谈，我大致了解了他们的背景。王波来自上海，家里有爷爷王伦达、奶奶陈雯静，父亲王红军、母亲袁丽娟，还有一个大哥王建军、二哥王建国和四妹王芳龄。说起家人时，他的眼神有些闪烁，似乎隐藏着什么难言之隐。
张天利则是地道的北京人，爷爷张益康、奶奶李芳华，父母都是机关干部，大哥张天豪在部队服役，小妹正在上高二。他的言谈举止间透着一股干部子弟特有的从容，但偶尔流露出的思乡之情却也显而易见。
那天晚上，我们三人挤在我的小屋里，分享着从各自家乡带来的零食——王波有一小包上海大白兔奶糖，张天利则带来了北京茯苓饼。我用张婶给的炒瓜子招待他们。在这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零嘴成了我们之间最珍贵的见面礼。
“说实话，刚下火车时，我差点没哭出来。”王波剥开一颗奶糖，小心地分成三份，“上海虽然也困难，但比起这里...…”
他没说下去，但我们都知道后半句是什么。张天利默默点头，咬了一小口茯苓饼，望着窗外的星空出神：“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突然，王波从行李里掏出一本破旧的《红岩》，张天利则拿出一副象棋。我们相视一笑，那一刻，文化的共鸣瞬间消融了地域的隔阂。
第二天清早，我带他们去地里干活。村民们好奇地围观的场景，让两个城里小伙很是窘迫。尤其是当张天利连锄头都拿反了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
“看什么看！谁还没有个第一次！”张婶的一声吆喝帮他们解了围。我注意到王波感激地看了张婶一眼，而张天利则红着脸，笨拙地调整着锄头的姿势。
午休时分，我们坐在田埂上啃干粮。王波突然低声说：“其实我是自愿报名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