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张天利都愣住了。
“我爸是右派，如果我不主动下乡，我妹妹就得来。”他苦笑一下，“她才十五岁。”
张天利沉默片刻，拍拍他的肩膀：“我是因为大哥在部队，家里必须有一个孩子下乡。父母说男孩应该吃苦，就让妹妹留在了北京。”
听着他们的故事，我突然意识到，每个知青背后，都藏着一个时代的无奈与抉择。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们下工回来，看见李宝明书记又等在我的小院里，脸色凝重。
“浩娃儿，有个紧急任务。”他直截了当地说，“公社要求每个生产队出个宣传栏，迎接知青下乡运动。你带着这两个城里娃，三天内搞出来，这几天就不用下地了。”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这是我们来农村后接到的第一个“特殊任务”。
当晚，我们点着煤油灯讨论方案。王波擅长画画，张天利字写得好，我则负责内容策划。就在我们热烈讨论时，突然听见窗外有响动。
开门一看，几个村里年轻人正慌慌张张地跑开。显然，他们对这些不用干农活却能“挣工分”的城里娃很好奇，甚至有些不服气。
“看来咱们得做出点样子来。”张天利若有所思地说。
第二天，我们决定不仅要做宣传栏，还要办个简单的识字班，教村里年轻人认字。这个提议得到了李宝明的支持，但也有一些老辈人摇头：“读书能当饭吃？”
三天后，宣传栏做好了，彩色的报头、工整的字迹、生动的内容，吸引了不少村民围观。更让人意外的是，当晚就有十多个年轻人来报名识字班。
夜深人静时，我们三人躺在土炕上，却都睡不着。
“你们想过未来吗？”王波突然问。
张天利叹了口气：“能想什么？老老实实待着呗。”
“我不这么认为。”我坐起身来，“知识总有一天会有用的，国家不会永远这样。”
他们俩都惊讶地看着我，煤油灯下，我们的影子在土墙上摇曳，仿佛在跳一支希望的舞蹈。
那一刻，我清晰地意识到：一个特殊的时代已经到来，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将在这场浩浩荡荡的下乡运动中，发生不可预知的转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知识的光芒，终究会穿透时代的阴霾，照亮前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