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计划经济委员会所在的办公楼是一栋苏式风格的灰砖建筑，庄重、敦实，门廊上方嵌着褪色的五角星。
接待处设在门厅一侧，一张深棕色的木质柜台后，坐着一位约莫四十岁、戴着套袖的女同志。她头发挽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神情专注地正在整理一沓表格。
“同志，您好。”我走上前，取出介绍信和毕业分配通知书，“我是新来报到的韩浩，清华大学毕业，分配来计委工作。”
女同志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接过文件仔细查看。她的目光在“清华大学”字样上停留片刻，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郑重。
“哦，韩浩同志，欢迎欢迎！早就接到通知了，说这几天有清华的高材生要来。”她语气热情了些，拿出一个厚厚的登记本，“来，先登记一下。我叫王桂兰，是办公室的干事，以后有啥手续不清楚的，都可以问我。”
我道了谢，俯身填写表格。王桂兰一边看着我写字，一边熟络地介绍起来：“咱们计委啊，可是全省经济工作的中枢神经。楼上楼下，各处室分工明确着哩。”
她指着登记本旁边的一张简易楼层示意图，如数家珍：“你看，一楼主要是办公室和文书科，负责上传下达、文件流转，忙得很，一天到晚电话铃、打字机声不断。
二楼是工业处和农业处，工业处那边，整天跟钢铁、煤炭、机械这些数字打交道，烟灰缸里都是烟头；农业处嘛，操心的是粮食产量、农田水利，经常有下面县里的同志来汇报情况，带着一身土腥气。”
我顺着她的指引点头，脑海中开始构建这栋大楼内部的运行图景。
“三楼是财政金融处和商业处，”王桂兰继续介绍，“财金处管资金、管拨款，精打细算，门槛精着呢；商业处负责商品流通、物资调配，从棉花布匹到火柴肥皂，都归他们管。
四楼是综合处和委领导办公室，负责统筹规划、制定年度和五年计划，是咱们委里最核心的地方。”
她帮我办完手续，递过一个出入证和一把钥匙：“你的具体岗位安排在综合处三组，负责地区经济协调与发展研究。宿舍在机关大院后排三楼，306房间。
今天委领导正在开季度总结会，你先安顿下来，明天上午八点整，直接到四楼综合处找李建国处长报到。”
“谢谢王干事。”我真诚道谢。这些信息对于初来乍到的我而言，至关重要。
“别客气。”王桂兰笑了笑，压低了些声音，“韩浩同志，你是大学生，有文化，脑子活。不过咱们机关工作，讲究个程序规矩，按章办事。多看、多听、多学，总没坏处。”
我明白这是善意的提点，点头应下：“我记下了，一定虚心学习。”
拿着钥匙和简单的行李，我先去了宿舍。房间不大，约莫十平米，一床一桌一椅，一个脸盆架，墙壁粉刷得雪白，窗户朝南，采光不错。
这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工作和生活的据点。简单归置了一下，我看时间尚早，便决定返回办公楼，熟悉一下环境，顺便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
再次走进灰砖楼，心态已与刚才不同。楼道里光线有些昏暗，两侧墙壁上贴着各种学习园地、工作进度表和红旗竞赛榜。
各个办公室的门大多开着，传出不同的声响：
有的房间里有“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密集如雨点，间或夹杂着低声的核对数字声；
有的房间传出老式中文打字机“咔哒咔哒”的敲击声，富有节奏感；
有的房间里，有人在用带着浓重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打电话，语气时而急切，时而协商；
还有的房间，几个同志围在一起，对着墙上挂着的巨大图表指指点点，争论着什么。
我放慢脚步，像一个无声的观察者，掠过这些充满时代印记的画面。
在一处挂着“工业处一科”牌子的办公室外，我看到里面几位中年同志眉头紧锁，对着报表上密密麻麻的数据，手里的香烟燃了长长一截都忘了弹。
而在“农业处二科”门口，则听到里面在讨论某个县份的春耕进度和化肥分配问题，语气带着焦虑。
这一切，都与清华园里的理论探讨、理想激辩迥然不同。
这里是计划经济的具体执行层面，每一个数字、每一份文件，都可能关系到某个工厂的生产、某片农田的收成、某批物资的调配。
它庞大、繁琐，甚至有些僵化，但却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推动着整个社会机器的运转。
我这位来自后世，见识过市场经济的灵活与残酷的金融人，此刻置身于此，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降维”体验，同时也深刻理解了这个时代资源配置的逻辑根源——一切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一切服务于国家战略意志。
这种体量庞大、不计微观成本的集中调度模式，在后世看来或许效率低下，但在六十年代初的中国，它确实是凝聚全国之力，在薄弱基础上搭建工业骨架的唯一可行路径。
我的金手指，不在于否定这个体系，而在于如何在理解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借助先知，在缝隙中寻找更优的局部解，注入一丝来自未来的效率和人性化考量。
正当我沉浸在这种观察与思考中时，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
“同志，你找谁？”
我转过身，看到一位戴着深度眼镜、头发花白的老同志，手里抱着一摞文件，正疑惑地看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