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我是新来的韩浩，今天刚报到，在综合处。”我连忙解释，“提前熟悉一下环境。”
“哦，新来的大学生啊。”老同志表情缓和下来，腾出一只手推了推眼镜，“综合处在四楼东头。这楼里科室多，刚来是容易转晕。多看多问，慢慢就熟了。”
“谢谢您，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姓赵，在工业处资料室。”老同志语气平和，“年轻人，好好干。”说完，他便抱着那摞沉重的文件，步履略显蹒跚地走向走廊深处。
望着他的背影，我心中暗忖：这栋大楼里的每一个人，无论职位高低，似乎都是这架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按照既定的轨道和节奏运转着。
而我，这个带着双重记忆的“异数”，又将如何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悄然施加影响？
带着这个疑问，我缓步踏上通往四楼的楼梯。
来到四楼综合处报到。处长李建国是一位四十多岁、身材精干的中年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眼神锐利，说话干脆利落。
他简单询问了我的专业背景和在校情况，强调了综合处作为委里“参谋部”的重要性，要求我“尽快熟悉业务，理论联系实际”，随后便将我介绍给三组的组长和同事们。
组里的氛围相对严肃，同事们对我这个新来的大学生客气而保留，显然，能力和信任需要靠实际工作来证明。
初步安顿好机关的工作后，我将注意力转向了另一项重要事业——“茶煮匠”。
总部现在的负责人是赵经理。见到我，他激动地放下手中的账本，紧紧握住我的手：“浩子！可把你盼回来了！大家都念叨着你呢！”
“赵经理，辛苦你们了。”我看着眼前这位愈发干练的长辈，心中感慨。
“不辛苦！不辛苦！看着咱们‘茶煮匠’一天天壮大，心里头热乎着呢！”赵经理拉着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手绘的山西省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小旗子标记着“茶煮匠”合作社的分布点，密密麻麻，几乎覆盖了全省主要县市。
“快给我说说现在的情况。”我坐下，迫不及待地问。
赵经理拿出一份厚厚的汇总报表，脸上洋溢着自豪：“浩子，按照你走之前定下的方略，咱们稳扎稳打，发展得快着哩！你看这报表——”
他指着报表上的数据，声音洪亮：“到目前为止，咱们‘茶煮匠’模式，已经在全省8个地市全部铺开！每个地市都建立了中心合作社，负责协调周边县区的原料收购、技术指导和成品销售。县一级以下，已经完成了整整200家标准合作社的布局！这比咱们年初定的‘地市全覆盖，县级过百家’的目标，翻了一番还多！”
我看着报表上清晰列出的数字：合作社数量、吸纳社员人数、主要经营品类、累计产值、利润分配……每一项都呈现出健康且快速增长的趋势。
“社员收入怎么样？”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
“好！比以前单干强多了！”赵经理拍着大腿，“根据各分社报上来的情况，加入咱们合作社的社员，平均下来，每个月能从合作社分到的现金和实物，比过去自己单干种地单一收入来源，多了至少七成！有些经营好的分社，比如晋南社员收入翻倍的都有！大家现在干劲足得很！都说‘茶煮匠’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金饭碗’！”
听到这里，我心中一块大石落地。让参与者切实获益，是集体事业能够持续发展的根本。
“茶煮匠”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商业模式的创新，更在于它激活了农村闲置的劳动力和资源，将零散的个体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了规模效应，契合了“集体主义”的时代精神，同时又注入了市场化运营的效率。
“原料供应和产品质量能跟上吗？”
“没问题！”赵经理信心满满，“咱们有统一的原料收购标准，跟各生产队、公社都签了长期协议，价格公道，他们乐意把好东西卖给咱们。
质量这块，严格按照你留下的那几个‘秘方’和工艺流程来，各分社都有老师傅盯着，总社定期抽查，谁敢砸‘茶煮匠’的牌子，我第一个不答应！”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带着一丝神秘和兴奋：“浩子，你猜怎么着？连省里供销总社都注意到咱们了！前几天还派人来考察，说咱们的模式‘方向对头，效果显着’，有可能在全省农村副业系统里推广经验呢！”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能够得到体制内的初步认可，意味着“茶煮匠”的生存空间将进一步扩大。我点点头：“这是好事。但我们自己不能骄傲，根基还是要打牢。”
“那是自然！”赵经理指着墙上的地图，“按照计划，到今年年底，咱们要实现全省所有县级区域‘茶煮匠’合作社全覆盖，标准合作社总数突破500家！现在距离年底还有四个月，时间紧，任务重，但大伙儿都有信心完成！”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点过几个尚未插上旗子的空白区域：“你看，主要就是吕梁山区北部、晋西北这几个地方，交通不便，基础薄弱，正在加紧派人去联络、指导。困难是有，但办法总比困难多！”
看着赵经理眼中闪烁的斗志，以及墙上那幅被小旗子逐渐填满的山西地图，我仿佛看到了无数像韩家村一样的乡村，正因为“茶煮匠”这根纽带，悄然改变着面貌。
这种改变，不是惊天动地的，而是细水长流的；不是依靠行政命令，而是源于利益共享和市场驱动。
它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框架下，生长出来的一抹充满生机的市场绿芽，是对“集体主义”内涵的一种丰富和实践。
这，或许就是我能为这个时代，为脚下这片黄土地，所带来的最切实的“改变”。它微小，却充满希望；它立足于当下，却连接着未来。
离开“茶煮匠”总社时，夕阳西下，将田野和房舍染成一片温暖的金色。回望那处依旧忙碌的小院，再想想计委大楼里那些忙碌的齿轮，我心中对未来的路径愈发清晰：在体制内，谨慎观察，学习规则，寻找契机，为更大层面的“正确方略”积累认知和影响力；在体制外，则通过“茶煮匠”这样的实践，脚踏实地地改善民生，孵化民族品牌的雏形，探索一条个人成长、集体致富与家国需求相结合的道路。
两条线并行不悖，相辅相成。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