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一些在战乱中依附地方豪强、户籍不清的“隐户”，以及部分在沈法兴、林士弘统治时期趁乱占据官田、荒田的“豪右”，虚行之建议采取较为强硬的手段，限期令其自首登记，否则一旦查实，严惩不贷，以儆效尤，确保政令畅通和税赋来源。
寇仲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乱世需用重典，不如此不足以迅速确立秩序，将江东的力量有效整合起来。
但徐子陵却提出了异议。
“清查户口，厘清田亩，本是善政。”徐子陵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但若手段过于酷烈，限期过紧，恐会逼反那些本可争取的豪强，更会让那些只为求一口饭吃的隐户心生恐惧，再次流亡，甚至啸聚山林，反而滋生新的祸乱。治大国若烹小鲜，需掌握火候。”
他看向寇仲和虚行之，目光清澈：“可否稍宽时限，派干练官员先行宣导，陈明利害，给予其改过自新、登记入户之机？对于主动归附、配合清查的豪强，可在新政下保障其部分合法权益，甚至择优任用。对于隐户，则承诺既往不咎，授田安置，使其成为安分守己的编户齐民。如此，阻力既小，民心亦安。”
虚行之沉吟道：“徐公子仁心，行之佩服。只是……如此是否会太过迁缓？如今各方虎视，我们最缺的便是时间。”
寇仲也皱了皱眉，他渴望的是高效、迅速地整合力量。徐子陵的方法固然温和，但在他看来，显得有些“慢”。
徐子陵微微摇头：“行之兄，欲速则不达。强力可以压服一时，却难收服人心。江东初定，根基未稳，当以安抚为上，稳固为先。若因操切而引发内乱，岂非得不偿失？况且，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通过怀柔手段将这些地方势力纳入治理体系，岂不强过动刀动枪，消耗我们本就宝贵的兵力与资源？”
他顿了顿，看向寇仲，语重心长：“仲少，我们的刀锋，应该主要对着外部的敌人，而非内部的子民。”
寇仲沉默了。他想起自己出身微寒，深知底层百姓的疾苦，也明白那些隐户多是为生活所迫。徐子陵的话，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未曾完全泯灭的某些东西。而且，他也必须承认，经历了阿古塔事件后，他对于“人心”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认识。
最终，寇仲权衡再三，做出了决定：“就依陵少之言！清查之事，以宣导安抚为主，限期可适当放宽。但对于冥顽不灵、蓄意对抗新政、鱼肉乡里者，也绝不姑息！具体尺度，由行之你和陵少共同把握。”
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既采纳了徐子陵怀柔的建议，也保留了寇仲强力的底线。
虚行之领命，心中对这位徐公子更加敬佩。他发现，徐子陵的存在，确实能在寇仲这艘疾驰的战车过于狂飙时，起到一种不可或缺的平衡作用。
在寇仲的强力支持和徐子陵的怀柔辅佐下，少帅军对江东的统治开始稳步推进。军制改革有条不紊，水师规模日益扩大，内政梳理虽缓却扎实。大量寒门士子通过科举和征辟进入各级官府，带来了新的气象。原本因战火而凋敝的江东经济，开始显露出复苏的迹象。
寇仲的威名与徐子陵的仁名，如同双翼，开始在江东大地并传。一个根基日渐稳固的强大势力，终于在隋末乱世的版图上，牢牢地钉下了自己的旗帜，成为了能与洛阳杨广、长安李唐鼎足而三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