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区有个公共电话亭，每晚十一点会准时响起。
接起来总能听见一个女人哭诉：“我死得好冤……”
通信公司拆了三次，第二天它总完好无损地立回原处。
那晚我路过，电话铃突然炸响。
鬼使神差接起来，才听清她后半句：
“……就在你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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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滨路这一片，算是这城市身上一块老旧的补丁，挤挤挨挨的旧楼，电线在头顶缠成乱七八糟的黑网。街角那个废弃的公共电话亭，就杵在这片灰扑扑的背景里，像个被时代遗忘的金属墓碑。红漆剥落，露出底下锈黄的铁皮，玻璃脏得看不清里面，积满了不知多少年的尘灰和雨渍。
关于它的邪门事儿，在这一带传得很广。版本大同小异，核心都一样：这电话亭，拆不掉。
通信公司的人来过三次，第一次是接到居民投诉，说这破亭子碍事还闹鬼。工人们开着工程车，三两下把它连根拔起，运走了。结果第二天一早，它又好端端地立在原处，连地上固定螺栓的痕迹都一模一样，仿佛前一天的大动干戈只是集体幻觉。第二次，公司那边也毛了，派了人连夜守着。守夜的人后来说，到了后半夜，他莫名其妙睡着了，醒来就发现那亭子又回来了，冰冷地杵在黎明前的薄雾里。第三次，他们发了狠，用气割枪把亭子大卸八块，残骸拉回仓库锁死。可太阳照常升起时，那个完整的、锈迹斑斑的电话亭，依旧沉默地站在街角，像是在无声地嘲讽着所有人的努力。
从此，再没人敢提拆它的事。
而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它的“习性”。附近的老住户都绕着它走，尤其晚上。他们说，这亭子，每晚十一点，会准时响铃。
“叮铃铃——叮铃铃——”
老式电话机那种尖锐、执拗的铃声，在寂静的旧街区里能传出去老远，敲打着每一扇紧闭的窗户。
据说，不是没人接过。有几个胆大的，或者纯粹不信邪的醉汉，在铃响时进去拿起过听筒。里面总是一个女人的哭声，呜呜咽咽，时断时续，伴随着模糊不清的字句，反反复复就那一句：
“我死得好冤……”
后面是什么，没人听清过。或者说，听过的人，后来都变得有些不对劲，要么匆匆搬走，要么绝口不提那晚的经历，眼神里带着惊弓之鸟的惶然。
我叫沈川，就住在河滨路后面的小区。下班晚是常事，骑着我那辆破电驴，每天都要从那个电话亭前经过。听得多了，起初是好奇，后来是习惯性的毛骨悚然，再后来，麻木了，只是经过时，会下意识加快车速，眼角余光都不愿多扫过去一下。
那天晚上，公司临时加班搞一个紧急方案，弄完已经快十一点了。初夏的夜风带着点黏腻的潮气，路灯昏黄，把街道照得明明暗暗。骑着车拐进河滨路，整条街空无一人，只有我的车轮碾过路面的沙沙声。
快到那个街角时，我心里咯噔一下，看了眼手机，22：59。
妈的。我在心里骂了一句，拧紧电门，只想在十一点前冲过这个晦气的地方。
偏偏怕什么来什么。就在我离电话亭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叮铃铃——！！！”
尖锐刺耳的铃声毫无预兆地炸响，撕裂了夜晚的寂静。那声音极具穿透力，震得我耳膜发痒，心脏猛地一缩，差点从车座上跳起来。
我看过去，隔着脏污的玻璃，能隐约看到亭子里那部老式电话机的话筒，在基座上轻微地震颤着。
操！真他妈准时！
我暗骂，脚下用力，只想赶紧逃离这鬼地方。
可就在这时，一股极其诡异的感觉攫住了我。那不是害怕，更像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牵引。我的手脚似乎不再听我使唤，电驴的速度慢了下来，然后，停了。我就那么僵在车座上，直勾勾地看着那个不断发出噪音的电话亭。
铃声还在响，一声接一声，不依不饶，像是在对我发出某种无法抗拒的召唤。
脑子里一片空白，所有的理智都在尖叫着“快走”，但身体却像被无形的线操控着。我下了车，支好脚撑，脚步虚浮地，一步一步，朝着那个红色的、锈蚀的、散发着不祥气息的电话亭走去。
推开那扇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散架的金属门，一股混合着铁锈、尘土和某种难以形容的陈旧霉味扑面而来，呛得我差点咳嗽。亭子里狭小逼仄，空气似乎都比外面冰冷几度。
那部老旧的黑色电话机就在眼前，话筒在基座上疯狂跳动，震动着。
我伸出手，指尖冰凉，微微颤抖。深吸了一口这亭子里污浊的空气，一把抓起了话筒，凑到耳边。
“喂？”我的声音干涩得不像自己的。
听筒里先是传来一阵“滋啦”的电流杂音，紧接着，一个女人的哭声清晰地传了出来。
呜……呜呜……
那哭声悲切、凄惨，带着无尽的委屈和绝望，听得人头皮发麻。
然后，是那个我听过无数遍传言的开场白，带着浓重的、压抑的哭腔：
“我死得好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