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刚过，北京城的夜晚已褪去春寒，多了几分暖意。
储秀宫后一处僻静的跨院，是静宜格格日常起居读书之所。
院中植有几株海棠，花期已过，绿叶成荫，在廊下宫灯朦胧的光晕里，投下婆娑的暗影。
正房西暖阁内，烛火通明。
静宜格格穿着一身月白色绣折枝玉兰的常服旗袍，外罩一件浅杏色比甲，未戴繁复头饰，坐在临窗的紫檀木书案前。
面前摊开着一本英文的《博物志》，手中执着笔，久久未落。
书案一角，放着几封已经拆阅的信件。
最上面一封，是父亲醇亲王奕譞旧部、现任内务府某司官员的请安兼报事信。
信中隐晦提及朝中对北洋“靡费”的弹劾风潮仍未平息。
翁同龢一党攻势甚急，皇上虽有心维护，但迫于太后和清议压力，态度颇为踌躇。
信中最后提醒：“闻沪上林某，仍与洋人过从甚密，尤与某泰西女史有染，恐再授人以柄，于王爷清誉有碍，望格格慎之。”
这封信，让静宜的心一直悬着。
她担心的不仅仅是林承志的处境，更是这种关联可能对自己、乃至对暗中支持林承志的皇帝哥哥带来的政治风险。
另一封是杨御史的例行问候信，信中除了家常，也略提了一句：“承志贤侄近来闭门谢客，专心实业，闻有格致新得，心甚慰之。
然树大招风，京中耳目众多，宜乎慎言谨行。”
这两封信，一明一暗，都指向同一个信号：
林承志的处境依然艰难，且他与那位西洋女记者的“风流韵事”，似乎已传到了北京，成为政敌攻击的新口实。
静宜放下笔，轻轻叹了口气。
她走到窗边，推开一丝缝隙。
夜风带着庭院中草木的清新气息涌入，稍稍吹散了室内的沉闷。
她想起林承志寄来的那些书和文章。
那些关于蒸汽机、电报、轮船、矿冶、乃至国家富强的论述。
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见识、气魄和忧国之心。
每每读来都让她心潮澎湃，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广阔天地的窗。
这与她在深宫中日复一日所见的繁琐礼仪、勾心斗角、陈腐空气，形成了鲜明对比。
她也想起去年秋天，在宫外偶然遭遇洋人纠缠时，那个挺身而出、言语犀利、举止从容的年轻身影。
他不同于她见过的任何王公贵族或文人墨客，身上有种混合着东方的沉稳与西方的锐气，还有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和力量。
正是那份不同，吸引了她，也让她甘愿冒险，通过杨世伯的渠道与他保持联系，甚至送出那枚玉佩和印章。
可是现在……“与泰西女史有染”？
静宜的心中泛起一丝复杂的情绪。
是失望？是嫉妒？还是……担忧这会影响他的声誉和事业？
她摇了摇头，试图驱散这些不该有的念头。
自己与他，身份悬殊，隔着宫墙和礼法，那些朦胧的好感，本就不该存在，更不该奢望。
她与他通信，赠物，更多的是出于对其才华抱负的欣赏，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一种在深宫中难得觅得知音的慰藉。
“主子，夜深了，该安歇了。”贴身宫女秋月轻声提醒，端着一盅温好的燕窝粥进来。
“再等等。”静宜回到书案前，重新拿起笔。
她决定再给林承志写一封信。
这次，不能再用杨世伯的渠道了，风险太大。
她需要另想办法。
她提笔在洒金笺上写下：
“承志先生文几：暌违数月，沪上春深，京华亦芳菲渐歇。
前奉手书并惠赠奇文，开卷有益，茅塞顿开，静宜虽处深闺，亦觉眼界为之一阔。
先生于格致实业之卓见，于强国富民之热忱，每每读之，令人神往，亦深感责任之重。”
“然近日偶闻外间浮议，于先生多有微词。
或言先生闭门造车，徒耗资财。
或言先生交接非人，恐损清誉。
静宜窃以为，大丈夫行事，但求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外间毁誉，何足挂怀？
先生志在匡时，必不以流言易节。”
“唯今时势日亟，倭人磨刀之声，隔海可闻。
朝中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先生于沪上兴办实业，研发利器，实乃固本培元之要着。
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