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台上的煤油灯在风中摇晃，几道拉长的影子被投在结了霜的水泥地上。
詹明远最先迎上来，他脱下右手白手套，笑着伸向贺长昭：“长昭贤弟，一路辛苦。总司令本要亲自来迎，奈何昨夜南陵来了急电……”
他目光似有若无地扫过蒋幼凝，顿了顿，眼中闪过惊艳，“这位便是蒋小姐了吧？沪上明珠，果然如传言中一般，说来还没有恭喜二位订婚，二位珠联璧合，实在般配。”
他的手在半空停了片刻———
贺长昭将蒋幼凝肩头的披风拢紧，这才转身握住詹明远的手，他没有顺着过分热情的近乎回复一声明远兄，而是规规矩矩称呼对方的职位，“詹处长客气。”
贺长昭目光越过詹明远，带着蒋幼凝稳步上前，朝马斯骞躬身一礼，声音清朗而恭敬：“伯父。”
马斯骞面带稳重的笑意，他与贺北疆是曾出生入死的至交，与蒋励也有过数面之缘。他抬手在贺长昭肩头轻轻一拍，语气宽厚亲切：“平渲来了，一路辛苦。”
彭万里是最后一个上前的，他未伸手，只微微躬身，锃亮的怀表链子在灯下闪了一下：“贺少将，蒋小姐，在下彭万里，奉命为二位安排外事接待事宜。”他抬眼时，镜片后的眼睛弯成月牙，“二位的住处特意选在英租界剑桥道，那里治安好，暖气足，离戈登堂的联谊会也近。”
这短短三句话里，每个词都意味深长。奉命？奉的是谁的命？治安好是针对什么来说的？联谊会又是什么场合？
蒋幼凝在贺长昭身侧轻轻咳嗽一声，贺长昭立即会意：“多谢彭主任费心。不过我们行李多，还有批医疗器材要验收，住租界进出报关太麻烦。”他转向马斯骞，“想必马参谋长已给我们安排了地方，应该会更便利吧。”
这话像颗石子投入死水，詹明远的笑容淡了些，彭万里的怀表链停止了晃动，唯有马斯骞面不改色，大笑一声：“不错，那地方说起来还是你义父给你们定的，车就在外面，我们现在走吧。”
语罢，一行人穿过昏暗的月台。
詹明远走在贺长昭几人身后，目光扫过彭万里，语气悠长地和他搭话：“现在的年轻人，年轻气盛，总以为天高地阔任其闯荡，不在这北地的风沙里栽上几回跟头、碰上几颗钉子，怕是学不会‘分寸’二字。”
“彭主任，你说呢？”
彭万里眼里的笑意不达眼底，他本能察觉到眼前这滩浑水比预想的更深，贺长昭绝非易与之辈，而这颗“钉子”由谁来做，又何时落下，都透着詹明远话里的机锋。他手中的怀表链轻轻一荡，脸上的笑容弧度分毫未变：“玉不琢，不成器。詹处长此言在理。”
马斯骞与贺长昭并行寒暄，蒋幼凝有意落后小半步。
等上了车，马斯骞突然开口：“剑桥道那栋洋楼，上周刚死了个英国记者，说是突发心脏病，但尸检报告是日租界警察署出的。”
话音落下，蒋幼凝的指尖在厚重的羊毛披风下，几不可察地微微一顿。
贺长昭没有说话，只是将原本放在膝上的右手自然地移到两人之间的座椅上，手掌翻转，向上摊开，呈一个无声的、等待的姿势。
蒋幼凝的手从披风下滑出，轻轻落进他等待的掌心。她的指尖冰凉，而他掌心粗粝的温热瞬间包裹上来，将那丝细微的颤栗悄然熨平。
马斯骞坐在副驾，车里都是自己人，他将目光重新投向车窗外，声音又平又低：“那记者死前三天，曾发表一篇关于日本棉纱在华北倾销的调查报告，里面提到有些日本商社的仓库，恰好紧邻二十九军的弹药库。”
他顿了顿，报出一个名字：“其中就有‘三井洋行’的仓库。”
蒋幼凝的手指在贺长昭掌心里收紧了，来华北之前她进行了时事跟踪调查，她知道日本在华北大肆倾销棉纱，也记得这个仓库的名字，看来日本人的手是越深越长了。
福特拐进一条窄街，轮胎轧过石板路的声响格外清晰。
贺长昭终于开口，声音听不出情绪：“伯父，那份尸检报告上是怎么写的？”
“心肌梗塞，无外伤，无中毒迹象。”马斯骞从怀里掏出一盒烟，想了想又塞回去，“签字的那位日本法医上个月刚因为‘误诊’被调离陆军医院，他经手的上一份报告，是把一个被活活打死的中国苦力，鉴定成‘失足落水’。”
车厢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只有引擎的轰鸣在狭窄空间里震荡。
如今华北局势已至崩裂边缘。
关外炮火连天，山海关城门时开时闭，裹着硝烟的难民潮水般涌入。更致命的是华北内部五省三市大小军阀各自为政，私通日寇者有之，勾结英法租界者有之，借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者更有之。日本人趁机渗透，在六国饭店设下“华北特殊化”的谈判桌，租界里的各国领事冷眼旁观，只等分食这片垂危的土地。
蒋幼凝轻叹一口气，轻声问：“那位记者，家里还有人吗？”
马斯骞沉默了两秒：“有个中国妻子，在圣丽安女中教书。丈夫出事后，她就辞职了，之后带着两个孩子坐船去了香港。”
半个时辰后，车子缓缓停在一处灰墙院落前，贺长昭拉开车门，北地清晨凛冽的空气猛地灌进来，蒋幼凝不由裹紧了身上的大衣。
这是西城一处临街的院落，从外面看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中式宅子：灰墙斑驳，门楣上“积善传家”的匾额掉了一半漆，推门进去则别有洞天：前院停着辆卸掉牌照的汽车，厢房里堆满用油布盖着的木箱，二楼窗户全换成了加厚的德国玻璃。
马斯骞送他们到正房门口便停步，“热水晚六点供应，三餐会有人送。西厢房地下有通道，出口在两条街外的粮店后院。”又补充了一句，“这宅子三个月前还是三井洋行经理的别业。”
“现在呢？”贺长昭问。
“现在，”马斯骞从怀中掏出一张地契，轻轻放在平头案上，“则是你在天津的私人房产。”
纸上墨迹犹新，落款日期却是一年前。
窗外，第一缕天光艰难地刺破华北沉厚的云层，洒在大地上。
院墙外传来早点的叫卖声、黄包车的铃铛声，还有不远处日租界兵营模糊的晨操口号声，这座城的昼与夜，温顺与獠牙，在此刻诡异地重叠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