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局审讯室的灯光惨白，落在林砚手里的审讯记录上，把“传统斗拱费时费力，现代仿品又快又便宜，故宫早该换成现代木构”这行字照得格外刺眼。墨迹像是还带着温度，却让他指尖发冷——这是刚才那个戴鸭舌帽的工匠，在审讯时复述的“陈老板”的原话，每一个字都像钝刀，割在他心里最在意的地方。
“林师傅，这是刚整理好的供词，你看看还有没有遗漏的技术细节。”王队长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录音笔，放在桌上轻轻一转，“工匠还说，姓陈的每次来都强调‘不用追求工艺，能糊弄外行就行’，甚至让他们把榫头的楔形改成直柱形，说‘反正装上去也没人细看’。”
林砚没接供词，目光仍停在那行字上。他想起上个月在太和殿屋顶，拆解那组九踩斗拱时的场景——老松木在掌心留下的温润触感，自锁卡榫弹出时“咔嗒”的清脆声响，还有老周在一旁说的话：“这组斗拱是乾隆年间的，两百多年了，经历过地震、暴雨，还能牢牢咬住，靠的就是这榫卯里的规矩。”
规矩。林砚在心里默念这两个字。曾祖父的笔记里写过，做斗拱讲究“一斗三升，五踩八铺”，每一个构件的尺寸、每一道榫卯的咬合，都有千年传下来的章法。一个熟练的老工匠，做一个完整的九踩斗拱，要耗上半个月——光是打磨蚂蟥榫的楔形角度，就要反复调整七八次，确保插入卯口时能“越咬越紧”；而那个姓陈的，却觉得这种“费时费力”是累赘，想用机器批量生产的、连榫头都做不直的仿品，换掉这些浸透着匠心的老构件。
“他懂什么！”林砚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现代仿品快？是快，机器一天能做几十个，可它们能撑二十年吗？太和殿的老斗拱撑了两百多年！”他抓起桌上的铜卡尺，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仿品的含水率18%，没做蒸煮脱脂，明年一受潮就会变形；真品的老松木，当年在沸水里煮了三天，又用桐油泡了半年，含水率稳定在12%，虫蛀不进，雨水浸不透——这不是费时费力，是对古建的敬畏！”
王队长看着林砚激动的样子，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我明白你的意思，可姓陈的这种想法，不是个例。现在有些搞所谓‘现代古建’的，都觉得传统工艺太麻烦，能用机器替代就替代，能省时间就省时间。”
“不是替代，是毁灭。”林砚把供词推到一边，起身走到窗边。窗外的天已经暗了，路灯的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他想起突袭工厂时看到的那些仿品——歪歪扭扭的榫头，粘死的卡榫，还有刺鼻的工业漆，那些东西别说撑起太和殿的屋檐，恐怕连自家的阳台都撑不住。可就是这样的假货，那个姓陈的却敢说“故宫早该换成现代木构”，仿佛故宫的百年历史，在“效率”面前一文不值。
这时，审讯室的门又被推开，老周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脸色沉重。“林砚，你看看这个。”他把信封递给林砚，里面装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两个年轻工匠，站在长城的城砖旁，手里拿着木构图纸，其中一个人的眉眼，竟和林砚在曾祖父照片里看到的“西装客”有几分相似。
“左边这个，就是三十年前的陈敬鸿。”老周指着照片里的人，声音低沉，“那时候他还跟我一起在师父门下学木作，师父让我们修长城的敌楼斗拱，他就说‘用钢结构多快，又结实，何必费劲做木斗拱’，师父骂他‘丢了老祖宗的根’，他还不服气，后来就跟师父闹翻了，走的时候说‘总有一天要让所有人知道，传统的那套早就过时了’。”
林砚拿着照片，指尖抚过陈敬鸿的脸。原来那个姓陈的，就是老周说的“有旧怨的同门师弟”；原来他今天说的“现代仿品替代传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藏了三十年的执念。三十年，他从一个不服管教的徒弟，变成了妄图用假货毁掉故宫木构的幕后黑手，而他的武器，就是“效率”“便宜”这些听起来无可反驳的理由。
“他不是觉得传统过时，是根本不懂传统。”林砚把照片放回信封，语气里带着一丝悲凉，“他不知道，传统斗拱不是简单的木头拼接，是把力学、美学、风水都融在了一起。你看太和殿的斗拱，不仅要承重，还要分散屋顶的重量，让力传到柱子上；斗拱的层数、间距，还要跟殿宇的规制匹配，这是现代机器算不出来的‘活规矩’。”
老周点点头，叹了口气：“他当年就觉得这些‘规矩’是束缚。师父说‘做木作要敬物’，他却说‘物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被死规矩绑着’。可他忘了，没有规矩，木构就是一堆散木头，撑不起一座殿，更撑不起一段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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