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申奥成功的狂欢，像一场盛大的焰火，在瓦盆村的上空持续了整整一个夏天。然而，当秋风吹起，新学期开始的时候，一纸来自县教育局的红头文件，却像一盆刺骨的冰水，浇在了每个人的头上。
文件不长，但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敲在村民们的心上。核心内容只有一个：根据上级“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学质量”的精神，全县将实行“撤点并校”政策。像瓦盆村小学这样，学生不足百人、师资力量薄弱的村级教学点，将被予以撤销。从下个学期开始，村里的所有孩子，都必须转到十里地外的中心镇小学去上学。
这个消息，比当年瓦器厂濒临倒闭还要让人恐慌。
十里地，对成年人来说，不过是一袋烟的工夫。但对于那些六七岁的、还没桌子高的小娃娃来说，那是一段遥远而艰险的路程。这意味着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要摸黑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只能啃冰冷的干粮；放学回到家，天都早已黑透。更不用说，遇上刮风下雨，冰天雪地，这条求学之路，将会变得何等艰难。
“这不等于断了咱娃们的活路吗！”
“我家那娃才刚上一年级，让他自己走那么远的路，丢了、摔了可咋办？”
“去镇上上学，吃、住、穿，哪样不花钱？这还让不让咱穷人家的孩子读书了？”
一时间，整个瓦盆村人心惶惶，充满了愤怒和无助。他们第一次发现，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关于“政策”和“改革”的词语，一旦落在自己头上，就是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
反应最激烈的，是黄明远老师。
这位在瓦盆村扎根了近三十年的老教师，在看到文件的那一刻，气得浑身发抖。他那双总是带着温和笑意的眼睛里，第一次燃起了熊熊的怒火。他将那张红头文件拍在桌子上，对前来商议的村支书李长山说：“这是瞎搞！这是在刨咱农村教育的根！”
“教育资源优化，听起来是好听，可他们想过没有，对咱们这些农村娃来说，家门口的学校，哪怕再破再旧，都是他们唯一能看到希望的地方！学校没了，就等于把他们往外面看的那扇窗户，给活活钉死了！”
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嘶哑，多年的肺病让他剧烈地咳嗽起来。
站在他身边的周桂花，连忙上前，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如今的周桂花，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梳着细辫子的腼腆女孩。她师范毕业后，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瓦盆村小学，成为了黄明远老师最得力的助手和接班人。多年的教学工作，让她原本温柔的眼神里，多了一份坚韧和担当。
“黄老师，您别急。”她一边给老师顺气，一边对李长山说，“书记，这事不能就这么定了。咱们得去县里，去市里，去跟他们反映情况，去讲道理！咱瓦盆村的孩子，不能没学上！”
一场围绕着“保卫村小”的战斗，就此打响。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黄明远和周桂花，这两个瓦盆村最受尊敬的教书人，开始了四处奔走。他们先是去镇上，找中心校的校长，校长两手一摊，说这是县里的政策，他也没办法。他们又跑到县城，想找教育局的领导，却连着几天，都被门口的保安拦住，连大门都进不去。
他们写了一封又一封的联名信，上面按满了全村人的红手印，寄往市里、省里，却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现实，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冰冷和坚硬。政策的洪流，一旦开闸，又岂是几个乡村教师的呼吁所能阻挡的？
眼看着学期即将结束，撤校的日期一天天临近，一股绝望的情绪，开始在村里蔓延。黄明远老师，一夜之间，愁白了半边头发。
就在所有人都快要放弃的时候，事情，却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迎来了转机。
那天晚上，吴老虎开着他那辆崭新的“桑塔纳2000”，风尘仆仆地从省城谈生意回来。他一进村，就感觉气氛不对。他把车停在厂里，找到了正在连夜赶制一批茶具的赵铁蛋。
“铁蛋，村里出啥事了？咋一个个都跟霜打了的茄子似的？”他递过去一根“红塔山”，问道。
赵铁蛋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满是疲惫。他接过烟，把学校要被撤掉的事，言简意赅地说了一遍。
吴老虎听完，愣住了。他叼着烟，半天没说话。他自己的儿子，也正在村小上二年级。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也是在这所破学校里，被黄明远老师拿着戒尺，逼着背下了九九乘法表。他虽然没读多少书，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没有这所学校，就没有今天的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