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各位陪审员。今天，我站在被告席上，心情复杂。我是一名律师，我的职业是运用法律武器保护他人，却从未想过有一天，需要用它来为自己辩护，好让自己，避免来自暴徒的恶意迁怒所引发的无妄之灾。”
他的声音清晰而沉稳，回荡在法庭内。
“对方律师反复强调我‘受过训练’、‘武力值高’，并以此推断我具有‘故意伤害行为’。我想请法庭注意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我受过何种训练，在那一刻，首先是一个在自己的工作场所、正在履行职务时，遭遇了突然、恶意、目标是攻击我的暴徒。”
他指向监控画面定格的瞬间——张观礼挥臂袭击的狰狞表情，以及助理被打晕的经过。
“这不是争吵中的推搡，也不是理论时的激动比划。这是暴徒伪装成咨询者，接近我之后，蓄意的、侮辱性的肢体攻击。其性质恶劣，意图明显。”
“当那只手带着风声朝我脸上扇来时，我感受到的是强烈的侵犯和威胁。我的身体，基于长期训练形成的自我保护本能，在零点几秒内做出了反应——格挡，并制止侵害。”
“我的反击，造成了对方轻伤的后果。我对此表示遗憾。但请法庭审视，我的反击，是在什么情境下发生的？
是在我毫无防备、正在工作时；
是在对方主动发起、意图明确的偷袭之下；
是我的助理遭受攻击的情况下；
更是在侵害已经发生、且可能继续的瞬间。我的反应，是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保护我和我助理俩人避免再次遭受伤害。”
苏时译深吸一口气，目光变得锐利而深邃。
“对方律师说我‘有能力采取更温和的方式’。在理论上，或许存在无数种‘更温和’的选择。但在电光火石之间，在遭受突如其来的恶意袭击时，法律是否应该苛求一个受害者，必须像计算机一样精准计算，选择那个理论上‘最温和’、‘伤害最小’的方案，否则就要承担‘故意伤害’的罪责？如果法律这样要求，那么它将不是在保护公民免受侵害，而是在给受害者戴上沉重的枷锁，变相鼓励偷袭者的肆无忌惮！”
他稍作停顿，让这番话渗入每个人的思考。
“今天，我们在这里审理的，不仅仅是一巴掌造成的伤害。我们是在界定，当恶意袭来时，一个公民扞卫自身尊严和安全的权利边界在哪里；我们是在衡量，法律的天平，究竟应该倾向无辜的受害者，还是挑衅的侵害者。”
接着，他说出了那段至关重要的陈述，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
“法律，追求的是实质的公平，而非形式的对等。他伪装身份，恶意偷袭，想打攻击我，那是事实，如果仅仅因为他受伤，就可以判定我有罪、需要赔偿，那这看似‘扯平’的背后，恰恰是最大的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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