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队的会议室再次变成了冯浩川的舞台。与之前不同，这次他没有坐在位置上，而是站在那块巨大的白板前。板上已经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箭头和问号，三名受害者的照片并排贴在顶端，像三张无声的控诉。空气中弥漫着粉笔灰和紧张思考的味道。
刘世友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双臂环抱，沉默地看着。其他队员散坐在周围，目光都聚焦在冯浩川身上。
“我们从头梳理。”冯浩川的声音带着一种沉浸在自己思维世界里的兴奋，他手中的黑色记号笔点在白板中央，“抛开一切干扰，只看行为本身。”
“行为一：目标选择。”他在白板左侧画了一个圈，“二十五至三十岁职场女性，长发。这不是随机选择，这是筛选。凶手在现实中，一定与这个类型的女性有过深刻的、极有可能是负面的交集。这个交集，可能是具体的某个人，也可能是一个抽象的群体形象。但核心是，他将对这个具体个体或抽象群体的仇恨，‘泛化’到了所有符合其外部特征的女性身上。”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所以，我们寻找的，不是一个与三名受害者都有直接仇怨的人——那太难了，而是一个仇恨‘某一类’女性的人。这三名受害者，只是他仇恨的‘符号’。”
一名年轻警员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行为二：作案环境。”冯浩川在白板右侧写下“雨夜”两个字，并画上着重线。“为什么是雨夜？除了我们之前分析的，利用天气破坏痕迹、降低被发现概率这些实用目的外，更重要的是心理需求。”他的笔尖重重敲击着白板，“雨，在很多文化语境和个体心理中，象征着洗涤、净化、掩盖和新生。凶手选择雨夜，说明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一种‘净化’仪式。他在清洗这个在他看来‘肮脏’的世界，雨水是他完成仪式后的‘圣水’。”
这个解读让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吸气声。
“行为三：杀人手法。”冯浩川的笔移到中间，“使用高纯度镇静剂，令受害者在无痛苦、无挣扎中死亡。没有性侵，没有额外的虐待。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目的不是施虐的快感，不是性满足，而是‘清除’本身。他视这些女性为‘污秽’，他的任务是让她们‘安静’、‘整洁’地消失。这是一种带有某种扭曲‘慈悲’意味的冷酷。”
他指向唐晓婷报告中关于针孔和按压点的部分。“而手法的进化——从可能的口服为主，到李婉案中明确的静脉注射和可能存在的固定工具——表明他的仪式感在强化，他追求更精准的控制，更‘完美’的执行。他在完善他的‘作品’。”
“行为四，也是最重要的：签名行为。”冯浩川在“发带”两个字上画了一个巨大的圈，几乎要戳破白板。“死后系上红发带。这是最关键的心理密码。发带，束发之物，象征着约束、整理、装饰。凶手在受害者死后，为她们系上发带，是一种极强的心理投射。他在按照他的理想形象，‘整理’这些他眼中的‘堕落者’。红色，极端醒目，代表着警告、血液、生命，也可能代表着极致的爱或恨。这个行为，强烈地暗示凶手可能经历过被‘长发、系发带’的女性伤害或背叛的事件，尤其是，如果那个女性曾是他爱慕的对象。”
他放下笔，后退一步，审视着白板上错综复杂的脉络，眼神灼灼。
“所以，综合以上行为逻辑，我的初步侧写是：”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清晰而肯定，“凶手，男性，年龄在二十八至四十岁之间。性格内向、压抑，可能从事医疗、化工、实验室等能接触到管制药物和专业器具的职业，或者有相关知识和渠道。他智商不低，做事有条理，计划周密，有强烈的秩序感和控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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