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春梅是车间里的一枝花。这话一点不假。九十年代末的厂区，生活是灰蓝色工装的底色，她却总能在其中绽出亮色。她爱笑，嗓门清亮，原先是生产线造型工，搬到新厂后，调去了库房当了库管工。在铸铁车间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里，还能听见她隔着生产线跟小姐妹喊话，聊昨晚电视剧的剧情。下班后，女工们聚在水房洗头，她哼着当时最流行的《昨夜星辰》，手指在湿漉漉的发间穿梭，仿佛那不是枯燥的流水线生活，而是什么值得欢唱的乐章。
后来，她和维修班的技术骨干周卫国结了婚。婚礼在厂食堂办的，桌上是硬糖、瓜子，和用漂亮暖水瓶装着的橘子汽水。周卫国话不多，憨厚实在，看她的眼神里满是光。儿子小勇三岁时，赶上厂里扩建新厂区，杜春梅作为骨干被调了过去。新厂房宽敞明亮，福利似乎也更好些，小家庭的日子眼看着更有奔头。她还跟要好的姐妹李淑华盘算：“等再攒点钱，咱也去买台‘雪花’牌单门冰箱，夏天给小勇做冰棍吃。”
命运的急转直下，没有任何预兆。先是父亲在老厂一个人居住去世。母亲闷闷不乐好久，后面她自己持续不退的低烧和呛咳，她只当是车间灰尘吸多了过敏。直到某天夜班，她咳出的痰里带了骇人的血丝。在厂职工医院，拍出的胸片上有大块不祥的阴影，诊断书上的三个字，像死刑判决：**肺癌**。还是晚期。
“医生，这……这还能治吗？得花多少钱？” 周卫国捏着诊断书，手指关节捏得发白，声音干涩。
戴着眼镜的老医生叹了口气，摘下眼镜擦了擦：“同志，这个病……很麻烦。手术、放疗，加上药，是个长期的过程。费用……恐怕不是个小数目。厂里，出了基础药，别的药需要自费！”
厂里的劳保医疗，对付个头疼脑热还行，面对这种“绝症”和天文数字般的花销，无异于杯水车薪。周卫国回厂里跑报销、求补助，得来的答复除了同情，更多的是无奈。工会主席拍着他的肩膀，塞给他五十元困难补助，叹着气：“卫国啊，厂子效益你也知道……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可这病……是个无底洞啊。”
家底迅速被掏空。杜春梅住进了医院，昂贵的放疗让她头发大把脱落，呕吐不止，昔日的“一枝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凋零。周卫国厂里、医院、家里三头跑，肉眼可见地瘦脱了形。更让他心碎的是妻子眼神的变化，那里面曾有的光彩，渐渐被剧痛、恐惧，以及一种深不见底的绝望取代。
一天夜里，同病房的病友都睡了，杜春梅看着趴在床沿累得打盹的丈夫，又想起昨天婆婆偷偷抹着眼泪说，老家房子实在没法卖了，还拖着一堆债。她轻轻抚摸着周卫国刺手的短发，眼泪无声地滚落。她想起才三岁的小勇，昨晚在病房前奶声奶气地问：“妈妈，你什么时候能陪我玩积木呀？”
她闭上眼，心里那片沉重的黑暗，彻底吞噬了最后一丝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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