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平十五年，深秋。
青州南山别业的枫叶红得似火，在午后的阳光里静静燃烧。书房窗前的书案上，摊开着一卷墨迹未干的《仕林纪要》最后几页校稿，旁边的紫砂壶里，新沏的龙井还温着。
陈恪靠在窗边的藤椅上，身上盖着林墨染前日新缝的薄毯。他的面容安详，双眉舒展，嘴角甚至带着一丝极淡的、近乎满足的笑意，仿佛只是沉浸在一个悠长而美好的梦境里。
他的手中，松松地握着一支狼毫小楷。笔尖的墨，早已干涸。
林墨染推门进来送参汤时，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幕。她手中的托盘“哐当”一声落地，汤碗碎裂，褐色的汤汁蜿蜒流淌，如同迟来的泪水。
没有惊呼，没有哭喊。这位陪伴陈恪走过半生风雨、见证他所有荣耀与艰难的女子，只是静静地、一步一步走到藤椅边，缓缓跪坐下来，伸出手，轻轻握住了丈夫已然冰凉的手。
她的手很暖，他的手很凉。
窗外，一片最红的枫叶，挣脱了枝头，在秋风中打着旋儿，缓缓飘落，最终安静地栖息在窗台上，仿佛最后的告别。
消息传到京城，已是两日后。
景隆帝正在文华殿批阅奏章，冯保几乎是踉跄着冲进来，未及行礼，便噗通跪倒，双手捧上一封加急密报，老泪纵横，声音哽咽难言：“皇……皇爷……青州……陈大人……薨了！”
御笔“啪”地掉落在奏疏上，溅开一团墨迹。景隆帝整个人僵在御座里，半晌，才缓缓伸手，接过那封薄薄的纸笺。他的手，竟有些颤抖。
纸笺上只有寥寥数语，是青州知府亲笔所书，证实陈恪于某日午后在南山别业书房中安然离世，无疾而终，享年五十有三。
五十三岁。对于一个历经宦海沉浮、心力耗损极大的改革者而言，不算长寿。
殿内死寂。许久，景隆帝才长长地、仿佛用尽全身力气般吐出一口气，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两行浑浊的泪水，无声地从这位统治帝国近三十年、经历过无数风浪的帝王眼角滑落。
“传旨。”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辍朝三日。太子太保、原都察院佥都御史陈恪，忠诚体国，锐意革新，奠定《新则》，功在社稷。着追赠……太子太师、太傅，晋……文正郡王，谥‘文正’。命礼部、工部会同青州府，依郡王礼制，妥善治丧。朕……要亲自为他撰写碑文。”
太子太师、太傅，文正郡王，谥“文正”！本朝开国以来，文臣追赠王爵者屈指可数，而“文正”更是文臣谥号之首，非德才功业俱臻极境者不可得。这份身后哀荣，已至极点。
然而，比朝廷哀荣更震撼人心的，是来自民间的自发悼念。
青州府衙遵旨发出讣告的当天，无数百姓从四面八方涌向南山脚下。有青州本地的老人，记得当年“陈青天”如何惩治豪吏、整顿税粮；有从邻近州县赶来的农人、商户，感念新政带来的些许清明与便利；更有许多风尘仆仆、闻讯日夜兼程从外地赶来的陌生面孔——他们有的是曾受过陈恪指点或帮助的低级官员，有的是读过他《仕林纪要》手抄本、深受触动的士子，有的是因《新则》推行而得以申冤或受益的普通百姓。
无人组织，无人号令。人们只是默默地来，在别业外的山道旁、溪水边，放下几支野花，几束新稻，几枚鸡蛋，或只是静静地站立片刻，抹一把眼泪，然后默默离去。山道上，悼念的人流络绎不绝，持续了整整七日。南山脚下，很快便形成了一片由最朴素心意堆积而成的花山与物海。
出殡那日，秋阳明媚得近乎残忍。仪仗肃穆，白幡如云。棺椁由三十二名御前侍卫亲自抬送。扶灵之人，阵容令人瞩目：首辅杨廷渊（已致仕，不顾年迈亲至）、现任户部尚书裴明、都察院左都御史顾恺之、工部侍郎沈括、山东布政使赵衡、河南按察使孙淼、山西都指挥佥事李振……几乎囊括了朝中大半支持新政、出身“陈恪系”的中坚力量。更有无数官员，无论是否与陈恪有旧，无论对新政态度如何，皆主动素服前来送行。队伍绵延数里，沉默而庄严。
林墨染一身缟素，手持陈恪灵位，走在棺椁之前。她已不再年轻，背脊却挺得笔直，脸上没有嚎啕的悲恸，只有一种深切的、平静的哀伤，和一种与有荣焉的淡然。她知道，她的夫君，不需要眼泪来装点他的终点。
葬礼简朴而隆重，完全依照陈恪生前“不扰民、不奢靡”的遗愿。墓穴选在南山一处向阳的山坡，可俯瞰他付出心血、也最终回归的青州大地。墓碑是景隆帝亲笔所书：“太子太师太傅文正郡王陈公恪之墓”。碑阴，是皇帝亲自撰写的铭文，简述其生平功绩，最后一句是：“其功在立法，其德在润物，其身虽逝，其规则存。呜呼哀哉，永怀斯人！”
下葬时，秋风骤起，漫山红叶纷飞如雨，仿佛天地也在为这位规则的奠基者，举行一场盛大而悲壮的告别。
尘埃落定之后，故事并未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