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数以万计的底层宗室——那些远离权力核心，连俸禄都常年被拖欠，生活困顿不堪的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中尉乃至庶宗们。
他们的爵位被代代递降，很多早已与平民无异，甚至还不如富裕的平民，但是却依然被祖制束缚，不能科举，不能务农，不能经商，不能参军，只能像寄生虫一样等待着那永远也等不到的微薄禄米，在贫困线上挣扎。
在王体乾和杨涟的暗中组织和鼓励下，一份份来自全国各地，由数万名底层宗室联名而书写的“万言书”被快马送抵京师，在又一次早朝上被当众呈上。
这些万言书字字泣血，控诉了宗室制度的腐朽与不公，陈述了他们无以为生的悲惨境况。然后，他们提出了比藩王们更激进、也更彻底的要求：
“伏乞陛下天恩，念在同为太祖血脉，准予我等旁支庶宗，开放所有民生之业！允我等科举入仕，凭才学报效国家；允我等耕种田地，自食其力；允我等经营商铺，缴纳国税；允我等投军入伍，卫我大明疆土！若蒙恩准，我等愿将劳作、经营、俸禄所得之三成，心甘情愿上缴国库，绝无怨言！只求陛下给条活路，使我等不至于辱没祖宗，饿死沟壑！”
这份来自宗室内部最底层的呐喊，其震撼力远超藩王们的奏疏。
它彻底撕开了大明宗室制度温情脉脉的面纱，将其残酷的内核暴露无遗。
朝堂之上，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明白，这件事的性质已经变了。
面对底层宗室的强烈要求，哪怕文官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定是一个极大的阴谋，一定是有人在暗中串连，可是他们也无力去反抗。
其实问题的关键的还是要看文官们愿不愿意拿出钱来继续奉养宗室了。
如果他们反对，那皇上就会找他们要钱来奉养宗室；而他们又确实不愿意拿钱，可是没有钱，又不允许宗室自救，那底层宗室们就只能活活饿死。
更关键的是在底层宗室强烈的呼吁下，如果强行反对就意味着同所有宗室对立，而宗室可是有特权的啊！
哪怕自己在路上被随意的一个宗室成员打死，皇帝也最多不过是以命抵命而已，绝不会株连九族的。
还有就是皇上的态度始终暧昧不明，甚至很有可能还是持支持的态度。
藩王们要求的是“特权经商”，是锦上添花；
而这些底层宗室要求的则是“生存权利”，是雪中求炭。
前者还可以讨论限制和范围，后者则直接动摇了“宗室不农不工不商不仕”的祖制根基！
支持放开底层宗室限制，就是违背祖制；反对，就是见死不救，逼反宗亲。
而且，底层宗室愿意同样缴纳三成赋税，这与福王和藩王们提出的条件何其相似，却显得更加悲壮和合理。
朱一凡高踞御座，看着下方神色各异的群臣，又看了看手中那份沉甸甸的血书，知道火候已到。
他将厚厚的一叠血书缓缓放下，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以孙承宗为首的内阁成员身上，沉声问道：
“福王与诸藩，欲经商以全孝道、输国用；数万宗室，欲求生以全性命、报朝廷。诸卿，事已至此，祖制与民生，国用与宗亲，当如何权衡，方可两全？”
这个问题，重重地砸在了每一个朝臣的心上。
其实百官们也都知道，宗室对财政的压力是极其巨大的，而且早晚也都会压垮大明，或许这也是一个机会解决掉宗室问题的机会。
当然也有许多固守祖制的人依然非常强硬的坚持着，不让改革。
一场关于大明宗室命运，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大辩论，即将在这泰昌元年的冬末，激烈展开。而朱一凡，这个来自未来的灵魂，正稳稳地坐在风暴眼中，引导着这场必将载入史册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