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春节之前，宗室改革的圣旨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深潭，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大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当然随同圣旨一同下去的还有皇帝内库给所有宗室发放的年终赏赐，共计200万两白银，平均到每个宗室身上约10两银子左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元左右，虽然不多但这却是所有宗室，近十几年来以来唯一一次能够真真切切拿到手上的银子。
在此之前他们拿到的永远都是那些擦屁股都嫌硬的大明宝钞和发霉变质的黍米。甚至很多时候都是一无所有。
在这件事上，朱一凡虽然花了钱，可是他的这个举措却再一次赢得了底层宗室的好感。
更重要的是他瓦解了一批不甘心失去待遇的藩王们想要清君侧的想法。
当然在给宗室发钱的同时，他也给全国各地的基层官员和边军分别补发了他们应得的俸禄，分别是基层官员200万两，西北、西南和辽东的边军400万两，三者一共花了800万两白银，这一下子就将从福王和郑贵妃那里获得的钱一下子就都花了个精光。
同时还透出风来，准备待财政缓解的时候，给基层官员们增加俸禄。
看着刚刚从郑贵妃、方从哲和刘一璟等人那里得到钱，还没有进入内库就被分发了出去，这让朱一凡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过相对于整个大明朝的国运，相对于大明百姓的生死而言，朱一凡却又觉得自己似乎花少了。
不过很快他也就坦然了，意外得到的财，该花就是要花。
最关键的是这些钱都花到真正有需求的人的手上。
而且达到最好的效果，朱一凡在发俸禄的时候，派遣东厂的太监亲自将俸禄发放到每一个基层官员和边军的手上，同时派锦衣卫进行监督。
这样的花钱方法，自然使得朱一凡真正的得到了来自基层的拥护。
然而很快朱一凡就面临了另一个复杂的问题，稍有闪失，就很有可能导致他目前所做的一切都将会功亏一篑。
要想真正让数十万底层宗室摆脱困境，远比一纸诏书复杂的许多。
朱一凡不可能一直通过赏赐的方式来解决宗室的问题。
开放四业的许可，对于绝大多数一贫如洗、目不识丁的底层宗室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他们很多人由于长期被拖欠俸禄，连饭都吃不饱，所以根本就没有本金去经商，也没有田产去耕作，更因长期被排除在科举之外，也缺乏必要的教育去博取功名。
而且就算是给人做工，他们“皇族”的身份，也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无形障碍。
商贾们几乎没有人愿意雇佣一位身上流着皇族血脉的“伙计”？
若是真雇佣了以为皇族来当伙计，很有可能那雇佣的不是伙计，而且雇佣了一位爷。
没有人敢做这样的尝试。甚至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扣上“轻慢宗室”的帽子。
也由此可以想象，这些底层宗室当他们花光了朱一凡的过年赏赐，想以“自由身”的身份再去去寻找生计，却四处碰壁的时候，那时候朱一凡的麻烦也就会随之而来。
而这也是那些藩王和文官们感觉到受了皇上的欺骗，却没有反抗宗室改革政策的原因。他们想要看看这个新的皇帝，有什么能耐来解决这数十万宗室今后久远的生计问题。
泰昌二年，正月十八第一次早朝的朝堂上，一些来自底层宗室生活困顿的奏章就如同雪片一样直达天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