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立场，不得不说顾穆是难得一见的忠臣，甚至到了几乎顽固的地步。和他一起被抓的有位高的广州刺史滕修，有不少权重的中枢官僚，可唯有他这个平日里不喜欢逢迎讨好的直臣，还抱着救出孙皓、恢复国家的念头。他原本是被皇帝厌弃而贬斥到高凉郡，又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遇到这种皇帝被囚的突发事件随大流即可，即便成为叛徒也没人能够责难。
然而就是在此情况下，顾穆没有和同僚们一样放弃抵抗、接受命运，反倒是仍旧尊重孙皓的几个臣子之一。不仅如此，他还想尽办法联络上了船夫，凭借口舌拉拢取得了帮助，制定并实践了今日的脱逃计划。这种毅力、决心和才能，超出了敌我双方的预期。
就连顾穆选择的时机，都恰到好处。以他的视角和观察，无法判断晋军在未来还会不会停靠吴国境内的港口，既然得知要来侯官县，那就不可失去这次机会，他必须赌一把。而且他知道这里有大量的己方船工，又有不少的看守人员，动员起来数倍于来敌，足以为倚仗。反观晋军，仅存的三千人分散于各条船上，于东安县并入的新船夫又混杂其中，其行动会受到耽搁和阻滞，无法有效组织。那么只要他保护着皇帝脱逃成功，就算退一步说，双方势均力敌，那也能从容撤退。无论能否击败晋军，只要赚得孙皓自由，就是最大的胜利。
顾穆的失策在于两点，但也不是他的错误，因为每个人的视野都有局限，他掌握的信息量实在有限，仓促间已经做得很好了。其一，是高估了屈绪、屈干、屈恭的能力，他们的实际能战兵力只有千余，而且大部分留在北侧的造船厂，屈绪以为是简单的接送友军，只带了百余护卫来迎宾。其二，是顾穆作为肉食阶层，理所当然、以己度人地估量其他人，以为个个都像他这么忠心耿耿拥护孙皓，固执又愚蠢，幼稚而单纯。
晋人慌乱，吴军惊恐，谁都没能在第一时间反应，竟然是个毫不起眼的人先出手了。正在歌舞队列中的青年人贺循，不知是哪里来的胆气，恶狠狠地拎着手中的长笛，独自冲到了孙皓的旁边，猛地朝其头颅砸了数下，并大声喊叫着。正在孙皓旁边护卫的唯有顾穆和熊行，可他们两个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使劲拖拽，也控制不了暴怒的贺循，连笛子直接打得折断了，他的双手都被反架着，仍旧在挣扎着乱蹬飞踹。猛然被打倒的孙皓，又懵又愣不知道事出何由，可是辨认半天也不知道对方是谁，压根没有印象。
与此同时，丝竹声消失了，歌舞步停止了，陷入癫狂的贺循并没有引来人们的鄙夷，反而是引发了唯有同类才能有的共鸣，引发了洪水倾泻、怒火燎原之势。他们的脑子里没有多余的想法，唯知道趁这个机会去施展抱负。无论男女老少，发出听不清口音的杂乱嘶吼，以最原始的兽性杀人。
“汝等要做什么？”屈绪忽然感到害怕，发抖地用手去探取兵刃，可手里的刀才刚拔出小段，就被一名纤细弱小的女子扑倒在地，像猫狗似得黏压在身上。他的力气当然远甚于来者，可是没料到对方的恨意如此深，毫不犹豫地张开嘴巴，活生生把其耳朵给咬了下来。
屈绪捂着血流不止的耳朵，从来没感觉到如此深刻的恐惧，仰着身子拼命挪动着只想逃跑，可已经来不及了。四五个男女随之冲上前来，拿出乱七八糟的“武器”，甚至是捏起沙土往他的眼睛和嘴里灌，把平日的委屈一股脑发泄。威风了几年的典船校尉，就这么窝囊又无助地死在辖境。
跟着屈家兄弟作威作福的吴兵们，这时候哪里管得上主人，一个个都自顾不暇。他们本就站得分散，此刻被十倍的船工围殴，真如陷在汪洋大海里的孤岛，暴露出色厉内荏的本质，第一反应是哀求而非对抗。可再怎么做都无济于事，很快就被浪潮所淹没，陆续毙命于当场。
这伙平民化身的暴徒，纯粹是用满腔血气来杀人。若是没有贺循的带头，或许仍如一群绵羊般驯服沉默，可就是前者莫名其妙的动作，把所有人深埋于心底的报复心点燃了。他们没有考虑之后如何收场，作出类似于“营啸”的群体性行为，下意识地就近对欺压者展开报复。
“护陛下，救社稷！护陛下，救社稷！”乐极生悲的顾穆，此刻显得无比慌乱，徒然喊着些忠君报国、慷慨激昂的大义口号，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响应。很快他也被人推倒在地，狠狠地挨了几脚，抱着肚子滚来滚去、哀嚎不已，再也正义不起来了。若不是抱头及时，他也得于此殒命。
化用后人的一句诗，义士猛踹暴君头，街头踏尽爪牙骨。狗腿子尚且如此，暴君孙皓的待遇可想而知。人们扎堆着往这边聚集，哭喊着对着孙皓拳打脚踢，为死去的亲友，为可怜的自身，为整个吴国的苦难而动手。光是吐在他身上的唾沫，就弄湿了满身的衣襟，弄得其狼狈不堪。如此情形下，熊行压根没胆量阻拦，如过街老鼠般躲开自保。
目瞪口呆的晋军，还没来得及有所动作，就见证了这场惊人的暴动，实在是叹为观止。多少年以后，张轨坐在舒舒服服的软榻上，享受着太平时节的安逸，仍然对这个画面记忆犹新。他原本就知道暴秦的末年，受尽压迫的六国百姓是怎样手无寸铁却毅然揭竿而起，这群建安船工的反抗与其前后呼应，历史在重演循环。民心才是一切，它比任何刀剑钱粮都管用。
张轨曾读过汉代儒生贾谊的《新书》，“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患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就是地位再低下的百姓，朝廷也不能够简慢欺辱，否则会引发祸患。淳朴的民本思想，从春秋时期开始萌发，至西汉达到极盛，又被皇权所强行改造软化，上古儒学早被篡改得面目全非。其实它根本不是维护封建帝王的，所强调的一直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孟夫子的至言，只是很多人都选择性淡忘忽略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古今通理。
贺循字彦先，才是个刚刚十五岁的少年，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祖父是后将军贺齐，祖父是灭贼校尉贺景，父亲是中书令贺邵，四代人都替孙吴朝廷卖命，而且都以直言敢谏着称，原本是最为忠诚的家族之一。可孙皓依然反感于贺邵的屡次直言，仅凭贺邵和楼玄有私下交流而定罪，关在酒窖里拷打千余下，打得遍体鳞伤始终不认罪，这才赚得了生路，被全家发配来建安造船。贺循如此年少，就遭遇了父亲被打死、家产被抄没的惨剧，岂能不怀恨没有良心的孙皓？他的所作所为，是压抑已久的积怒爆发，非理性却很直接。
建安船工里头，贺循绝对不是个例。楼据（大司农楼玄之子），陆祎（已故左丞相陆凯之子，现任大司马、荆州牧陆抗的族侄）和他的两个儿子陆衠、陆式，郭诞（前任会稽郡太守）等等。还有活活咬死屈绪的弱女子，正是被发配来的前任中书令张尚的孙女，其口中好欺负的“伴枕奇货”。他们还只是高层官僚，至于普通的官吏和平民罪犯那更是成千上万，许多都是类似的情况，被政敌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或者被意欲夺田的豪族所构陷。对于他们来说，吴国的天空早已经黑暗无比，对孙皓的痛恨也并非一朝一夕，难道会因为顾穆的“正义言辞”，就突然犯贱去解救仇人孙皓？除非是真实心疯了！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和家人活在吴国是翻不了身的罪人，反倒不如趁着晋军抵达的机会（无论来者是真是假），来个彻彻底底、畅快淋漓的报复。
当然也不能忽视阶层因素。除了大量的犯罪官吏之外，还有吴军数十年来为了发展海船事业，从各地强行搜刮抓捕的编户平民、蛮夷山越，人员成分十分复杂，这类丁壮也有上万之多，而且从小勤苦擅长于体力活，是参与造船的真正主力。以上种种人物，无论他们昔日是什么身份，曾经是有的吃肉、有的断炊、有的穿罗绮、有的穿布衣，可现在都是同等命运的低贱船工，子女后人要世世代代在这里作受奴役的苦力，这是可以共通的痛苦点，才会使得文化、素质和观念差异巨大的他们最终融为一体，不约而同地并肩作战。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船工们平日里身在吴国腹地，畏惧附近郡县的重兵弹压，对孙氏的暴虐有长期恐惧心理，自然不敢造次。可一旦有了抗争的希望，他们必要怒吼着砸碎身上的镣铐，寻求自由和解脱。对他们来说，如果眼睁睁看着孙皓从被俘囚徒重新脱身回皇位，才是最不能接受的事！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原本顾穆所策反的船工，于孙皓表露身份时也趁机聚众作乱，煽动被俘虏的吴官们冲出船舱，试图来个里应外合。这群蓬头垢面的家伙，咬牙切齿地发动空手冲锋，着实是把留守的晋军吓了一跳。不过不消片刻，这个奇特的小动荡就被扑灭了，吴人重新做了俘虏，速度甚至比岸上还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