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笑着接过布兜，把600元递过去：“江同志，你这服务太周到了，以后我们学校的办公用品，只要你这儿有，都从你这儿订！”送走李老师，江蕙英赶紧在小账本上记下：“3月28日，卖计算器5台，收入600元，成本400元（5台x80元），利润200元；剩余15台，预计卖给区供销社8台、机关单位7台。”
她看着账本上的数字，心里盘算着：这20台计算器能赚（120-80）x20=800元，加上之前的电子表利润和白菜供货的钱，月底能攒够1000元，正好能把小院的东房修了——东房漏雨，修好了能当仓库，以后存货更多也不怕。
于晖拿着抚恤金支票，骑着自行车往母亲的坟地走——母亲去世后葬在郊区的公墓，当年因为家里穷，只立了个小木碑，现在父亲的冤案平反了，他想给母亲换个石质墓碑，再把父亲的名字刻在旁边，让他们“夫妻”团聚。
公墓在郊区的山坡上，路不好走，自行车推不上去，于晖只能扛着买好的水果、点心往上走。母亲的小木碑已经有点歪了，上面的字迹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他蹲下来，用布擦了擦碑上的字：“母 张桂兰 1935-1979”，心里一阵发酸——母亲这辈子没享过福，跟着父亲在铁路家属院住了一辈子小平房，去世时才44岁，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妈，我来看您了。”于晖把水果放在碑前，拿出父亲的乘警证和信号工工作证，摆在旁边，“爸的冤案平反了，局长说他是因公殉职，还补发了抚恤金，我想给您换个石墓碑，把爸的名字刻在旁边，以后我来看您，也能跟爸说说话。”
风从山坡上吹过，带着点青草的味道，像是母亲在回应他。于晖坐在墓碑旁，翻着父亲的维护手册，里面的每一页都有母亲的字迹——比如在“1976年10月5日”那页，母亲用铅笔写着“今天包了白菜饺子，等你回来吃”，字迹娟秀，带着点温柔。他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总在灯下等父亲下班，父亲回来就拿出手册写笔记，母亲就在旁边缝衣服，那是他记忆里最温暖的画面。
从公墓回来，于晖直接去了分局后勤科，李科长正在办公室看报表，看见他进来，笑着说：“于晖，正好找你，分局决定提拔你当后勤科副科长，负责餐车和职工住房的设备维护，下周一就下文。还有，你父亲的抚恤金，除了现金，分局还决定给你发个‘铁路英烈家属’的证书，以后你在铁路系统办事，能享受优先政策。”
于晖心里一阵激动，接过李科长递来的任职通知草稿，上面写着“于晖同志任哈尔滨铁路分局后勤科副科长，主管设备维护”，字迹清晰，盖着分局的公章。他想起父亲的维护手册，里面写着“干铁路就要踏实，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当好这个副科长，不辜负父亲的期望，也不辜负分局的信任。
“李科长，谢谢您！我一定好好干，把餐车和职工住房的设备维护好，让大家满意。”于晖把任职通知小心地折好，放进帆布包，“对了，之前刘主任卡着的餐车煤炉维修申请，现在能批了吗？冬天快到了，煤炉坏了，职工吃饭都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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