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晨的哈尔滨还浸在微凉的风里。道外区青砖小院的压水井旁，江蕙英正帮江明理了理中山装的领口——那是父亲生前穿的藏蓝色中山装，江明改了袖口和裤脚，虽然略显陈旧，但浆洗得干干净净，领口的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哥，把材料再检查一遍，别落了。”江蕙英递过一个帆布包，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样东西：父母的工作证（父亲是哈尔滨电机厂的钳工证，母亲是市纺织厂的仓库管理员证，塑料封皮磨出了毛边）、街道办开具的“工人家庭成分证明”（用红色方格纸写的，盖着“道外区南马路街道办事处”的红章）、还有一叠江明大学期间发表的散文剪报（最上面是1982年上海《青年报》刊登的《工厂里的春天》，写的是电机厂工人加班赶制发电机的场景）。
江明接过帆布包，指尖蹭过父亲工作证上的钢印——“哈尔滨电机厂”五个字已经有些模糊，但照片里父亲穿着工装、戴着安全帽的样子还很清晰。“放心吧，都齐了。”他声音有点发紧，不是紧张，是想起了父母临终前的话：“咱们是工人家庭，没别的本事，就靠踏实干活立足，你以后不管到啥地方，都不能丢了这份实在。”
两人推着自行车走到巷口，等2路公交。站台旁围着几个拎着网兜的职工家属，网兜里装着刚买的豆浆和油条（5分一根，用油纸包着）。“那不是江蕙英吗？”有人指着江蕙英的的确良衬衫小声说，“听说她哥考上大学，要进省委了？”“工人家庭的孩子能进省委？真厉害。”江蕙英听见了，没回头，只是帮江明把帆布包的背带调紧了些：“别听他们说，到了省委，好好干活比啥都强。”
2路公交晃晃悠悠地来了，绿色的车身印着“哈尔滨公交公司”，车门打开时发出“吱呀”的响声。投币箱旁贴着“票价5分”的纸条，江蕙英从口袋里摸出两枚分币，一枚自己投，一枚递给江明。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大多是去上班的工人，穿着蓝色工装，手里拿着搪瓷缸（印着“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的字样）。有人认出江明是“江蕙英的哥哥”，主动让了个座：“小伙子，去省委报到啊？以后当了干部，别忘了咱们工人。”江明赶紧摆手：“还没入职呢，就是去上班，跟大家一样，都是干活的。”
公交走了四十分钟，终于到了“省委站”。下车第一眼，就是省委大院的门楼——青砖砌的门柱有两人高，门楣上挂着一块木质牌匾，红漆写着“中共黑龙江省委”，边缘因为常年日晒雨淋，有些地方漆皮已经剥落。门口站着两名穿橄榄绿警服的岗哨，帽檐压得很低，胸前别着“治安联防”的红袖章，手里握着木制警棍，目光扫过进出的人。
“先去传达室登记。”江蕙英提醒道。传达室是个十平米的小房间，窗户上装着铁栅栏，里面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传达员，穿着灰色中山装，正用毛笔在一本厚厚的“出入登记簿”上抄写着什么。看见江明和江蕙英，他放下毛笔，推了推老花镜：“同志，找谁？有介绍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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