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的角落，新安装的“自动换梭机”正在运转，这是工人自己改装的，给老织布机加了个弹簧装置，不用停机就能换梭子，效率提高了20%。“以前换个梭子得手忙脚乱，现在机器自己就办了，”陈招娣对旁边的徒弟说，“你看这布面，没了换梭时的断纱，多平整。”
仓库里，刚入库的“花布”堆成了小山，上面印着牡丹、菊花、向日葵，颜色鲜活得像要滴下来。保管员正用“上海牌”磅秤称重，秤砣是黄铜的，磨得发亮。“这批布要发往西北，”他对来提货的供销社采购员说，“那边的同志说，少数民族老乡就爱这艳色，做裙子、坎肩都好看。”
采购员掏出布票和钱，票面上印着“叁尺”，是全国通用的。“现在布票比以前松快了，”他笑着说，“去年每人每月三尺，今年加到三尺半，听说就是因为你们厂的产量上去了。”
陈招娣下班时，路过厂门口的展销亭，里面挂着件“的确良”衬衫，领口挺括，袖口整齐。她摸了摸口袋里的工资，心里盘算着：再攒两个月，就能给弟弟买一件——他在部队当兵，穿这衬衫准精神。夕阳透过纺织厂的窗户，照在流动的布面上，像给日子镀了层亮闪闪的光。
四、北京电子管厂的“微光突破”
1964年深秋，北京电子管厂的洁净车间里，技术员周明正用镊子夹起一枚三极管，放进检测仪器。这管子玻璃壳上印着“北京-6a2”，是他们自己设计的，能装在收音机里，让声音更清楚。“第108次测试，”他对助手说，“噪音系数降到2.5分贝了，比苏联的6n2还低0.3！”
助手小李赶紧记录数据，笔记本上画着密密麻麻的曲线图，旁边贴着苏联电子管的解剖图。“灯丝电压降到6.3伏，比原来省了10%的电，”他指着参数，“农村的电池收音机用这管子，一节电池能多听三天。”
车间的烤箱里，新一批电子管正在老化测试，温度设定在80c，模拟南方的潮湿气候。“以前咱的管子在南方用一个月就坏，”周明看着温度计，“现在加了‘陶瓷底座’，是景德镇特种瓷厂做的，防潮，还绝缘。”
隔壁的装配车间，工人们正给“红灯牌”收音机装电子管，这收音机是上海无线电二厂的，外壳是塑料的，比木质的轻，还不容易裂。“加了咱这三极管，杂音小多了，”一个老工人调试着音量，“你听这评书，跟在现场听似的。”
周明拿起一台装好的收音机，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面正在播放新闻：“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电子计算机‘109乙’研制成功……”他突然想起三年前，李明远来厂里时说的话：“电子管是基础，就像盖房子的砖，砖结实了，才能盖高楼。”现在，他们的“砖”终于能和苏联的比一比了。
傍晚的实验室，周明对着显微镜观察电子管的灯丝，钨丝像根细头发，却能在高温下发光。他想起小时候，村里只有一台收音机，全村人围着听；现在，他们造的电子管，能让更多人听到北京的声音，听到外面的世界。这微光虽小，却能照亮一个个角落，让日子不再只有柴米油盐的单调。
五、筑基者的“年轮”
1965年初，李明远坐在国务院的小会议室里，翻看着各地送来的工业报表。太原钢铁厂的优质钢占比从1958年的12%提高到45%，四川农机厂的拖拉机年产量突破2000台，上海纺织厂的“的确良”布出口量占全国三成，北京电子管厂的三极管被五家收音机厂定为“首选配件”……这些数字像树木的年轮，一圈圈记录着发展的痕迹。
“李同志，你看这份报告，”计委的老陈递过文件，“地方上想上一批新项目，比如武汉的钢铁厂、重庆的汽车厂，都想一步到位，用最先进的设备。”
李明远指着报表上的“设备自给率”一栏：“1958年，我们的设备80%靠进口；现在，60%能自己造，但核心部件还得进口。”他在“武汉钢铁厂”旁边画了个圈，“可以上，但得有条件——炼钢设备用自己的，轧钢机进口一部分，边用边学，不能再走‘全盘引进’的老路。”
老陈点点头：“就像你说的，一口吃不成胖子。当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我们消化了十年才摸到点门道，现在自己干，更得慢慢来。”
窗外的玉兰花正开，洁白的花瓣在阳光下透亮。李明远想起太原钢铁厂的钢花、四川农村的拖拉机、上海纺织厂的布匹、北京实验室的电子管，突然觉得这些“不起眼”的进步，比任何宏大的规划都实在。它们就像玉兰花的花苞，看似普通，却在积蓄力量，总有一天会绽放。
“发展不是比谁跑得最快，”他合上报表，对老陈说，“是比谁走得最稳，脚印最深。等我们的钢铁能自己造军舰，拖拉机能铺满田野，布匹能让老百姓不用再为布票发愁，电子管能撑起自己的电子工业，那时候，才算真正立住了脚。”
会议室的阳光安静地落在报表上，那些数字仿佛活了过来，变成钢花、变成铁牛、变成布匹、变成微光，在岁月里慢慢生长，交织成一张结实的网，托着这个国家，一步一步往前走。而那些在车间里、田埂上、织机旁默默付出的人，就是这张网的经纬，平凡却坚韧，支撑着梦想一点点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