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二章：百业筑基，星火渐稠
一、太原钢铁厂的“钢花新焰”
1963年深秋，太原钢铁厂的转炉车间里，钢水奔流的光芒映红了工人们的脸庞。老炼钢工王铁柱握着钢钎，袖口被火星烧出了好几个洞，他盯着炉口翻腾的钢水，像盯着一团跳动的火焰。“老李，再加两包硅铁！”他对技术员喊，声音盖过了机器的轰鸣，“按李工程师说的比例加，这炉钢准能达标！”
技术员李建国正对着化验单皱眉，纸上的“硫含量”指标离“军工用钢”标准还差0.02%。他抓起旁边的“红旗牌”算盘，噼里啪啦打了一阵，额头的汗珠滴在算子上：“加30公斤锰铁，中和一下硫元素！”这法子是李明远上个月来调研时提的——用廉价的锰铁替代进口脱硫剂，成本降了三成，就是得精确控制比例。
转炉倾动时，钢水在炉内划出道金红色的弧线，溅起的钢花落在地上，瞬间凝成黑色的铁珠。王铁柱想起十年前，厂里炼出的钢全是“豆腐渣”，一敲就碎，只能做农具；现在，他们炼的弹簧钢能做坦克履带，薄板能做枪管，上个月还为南京长江大桥炼了批特种钢材，技术员说“能顶五十年不生锈”。
车间外的轧钢机旁，卷成筒状的钢板正被送出，表面泛着蓝黑色的氧化膜——这是“发蓝处理”的新工艺，能防腐蚀，是工人们照着苏联图纸改良的，用本地的烧碱代替进口药剂，效果一点不差。“这卷板要送到长春一汽，”调度员拿着工单喊，“做解放卡车的大梁，要求严得很，半点瑕疵都不能有！”
王铁柱蹲在车间门口抽烟，烟是“大生产”牌的，纸卷有点糙，但烟味够劲。他看着年轻工人用“东方红”叉车搬运钢坯，那叉车的链条是厂里自己锻造的，比进口的耐磨。“以前咱炼不出好钢，腰杆子都挺不直，”他吐了个烟圈，“现在不一样了，部队的同志来拉钢，都给咱敬烟，说‘这钢能打胜仗’。”
傍晚的厂区广播响了，播放着最新的生产捷报：“本月优质钢产量突破8000吨，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王铁柱掐灭烟头，往车间走——他要接着炼夜板，争取把那0.02%的硫含量再压一压，“得让咱的钢，比苏联的还硬！”
二、四川农机厂的“铁牛进村”
1964年初春，四川绵阳的农机厂里，工人正给“工农-12型”手扶拖拉机刷漆，红色的漆料是重庆油漆厂的新产品，加了桐油，在潮湿的气候里也不容易掉皮。厂长赵建国蹲在拖拉机旁，用抹布擦去轮毂上的灰尘，眼里的光比漆料还亮：“这是第500台了！上个月给德阳的公社送了20台，反馈说比牛强十倍，一天能耕三十亩地。”
技术员小张正调试发动机，那是仿苏联“德特-24”做的，但缸体换了成都无缝钢管厂的材料，重量轻了100斤。“赵厂长，按李工程师说的，把喷油嘴孔径缩了0.1毫米，油耗降了！”他拉着油门线，发动机“突突”响起来，黑烟比以前淡了不少，“公社的老乡说，以前加一桶油耕五亩，现在能耕六亩半。”
车间外的空地上，几个公社来的农民正围着拖拉机转圈，手指在轮胎纹路上来回摸。“这铁牛真能在水田里走？”一个戴斗笠的老农不放心，“咱这田埂窄，牛都得慢慢挪。”
赵建国笑着跳上拖拉机，打着火往旁边的试验田开，轮胎碾过泥地，居然没陷进去——轮胎是上海橡胶厂的，花纹是工人们照着水牛蹄子设计的，抓地力特别强。“你看，比牛稳当！”他在田里转了个圈，留下两道整齐的辙印，“一天耕的地，够你家两头牛干三天，还不用喂草料。”
老农们看着直咂舌，其中一个从怀里摸出个布包，里面是皱巴巴的人民币和几张“农业贷款”条子。“赵厂长，我订一台！”他把布包往桌上一拍，“公社说买农机能贷款，三年还清，利息还低。”
赵建国赶紧让会计开票，票本是“成都造”的，纸页厚实，上面印着“农业机械化”五个字。“这拖拉机还能拉货、脱粒，”他指着后面的挂架，“冬天不用耕地，能帮你拉甘蔗去糖厂，一机多用！”
傍晚时，第一台拖拉机被农民开走了，“突突”的响声在田埂上回荡，惊飞了竹林里的麻雀。赵建国站在厂门口，望着拖拉机的影子越来越小，突然觉得这铁家伙比真牛还亲——它不用歇脚，不用看病，能让农民少流多少汗？他想起李明远说的话：“农机不是奢侈品，是让农民能直起腰干活的工具。”现在看来，这话一点不假。
三、上海纺织厂的“布票新篇”
1964年夏天，上海国棉一厂的车间里，织布机的“哐当”声震得人耳膜发颤。女工陈招娣脚踩踏板，手里的纱锭转得飞快，织出的“的确良”布上，蓝白格子像片整齐的田垄——这布是用新疆的长绒棉织的，比普通棉布挺括，还不容易皱，上个月刚被选为“出口免检产品”。
车间主任拿着新到的纱线进来，纱锭上印着“青岛国棉厂”的字样。“招娣，试试这批‘精梳纱’，”他笑着说，“用了李工程师建议的‘三次梳理’工艺，毛羽少了一半，织出来的布跟绸缎似的。”
陈招娣换了纱锭，织机的声音顿时变了调，更清脆了。她看着布面上的格子越来越密，心里盘算着：这布一尺能做半个袖口，比以前的棉布省料；按国家定价，一尺才0.8元，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能买十尺，够做件新衬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