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再被动承受。我联系了周先生，希望能了解更多关于他祖父的信息。电话那头的周先生听我描述完近期的“异常”后，沉默了很久，才沙哑地开口：
“沈师傅……不瞒您说，我祖父晚年，确实有些……不太正常。他总说自己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关于一个地方，一个人。他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空白的本子写写画画，然后又把它们撕掉。他去世前那段时间，情况更糟了，有时会突然抓住我们的手，眼神惊恐地说‘他们不见了’，‘我得回去’……我们只当他得了老年痴呆。”
“他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追问。
“他年轻时……好像在城西那家现在已经废弃的‘仁济医院’做过事，具体做什么，他不愿细说，我们也不清楚。”
仁济医院！那个地方我知道，是民国时期的一家教会医院，后来历经战乱，几度易主，最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彻底废弃，关于那里闹鬼的传闻一直没断过。
线索似乎指向了那里。笔记本上的日期、消毒水气味、医院的背景、以及那“忘了”和“必须回去”的执念……
一个大胆甚至疯狂的念头在我脑中形成。或许，修复这本笔记，不仅仅是修补纸张，更是要“修补”一段被遗忘、被刻意隐藏的记忆？那个“存在”无法安息，是因为有未竟之事，有必须被揭露的真相，被封存、遗忘在了那家废弃医院里？
我决定冒险一试。我不是去驱鬼，而是去……“寻踪”。我要去仁济医院旧址，带着这本笔记，看看能否找到激发这执念的源头。
我没有告诉周先生我的计划。在一个天空阴沉得如同蒙着灰尘的下午，我带着那本用蓝布重新包好的笔记，来到了位于城西荒僻之地的仁济医院。
医院的主楼是一栋庞大的、中西合璧的灰色建筑，窗户大多破损，像无数只空洞的眼睛。围墙倒塌，铁门锈蚀，院内杂草丛生，弥漫着破败与死亡的气息。
我深吸一口气，踏入了这片被时光遗忘的领域。
内部更是昏暗，光线勉强透过破损的屋顶和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斑。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灰尘、霉菌和……没错，就是那股熟悉的、淡淡的旧消毒水味。走廊幽深，两侧是无数扇紧闭或洞开的房门，墙皮剥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块。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精神高度紧张。我不知道要找什么，只能凭着直觉，同时感受着手中那本笔记的“反应”。它似乎变得越来越沉，那股沉滞感愈发明显。
我沿着一条尤其昏暗的走廊向前，来到一扇虚掩着的、厚重的木门前。门牌早已掉落，但门板的材质和样式，与我梦中那条走廊的某些门有些相似。
我推开门，里面像是一间废弃的办公室或者档案室。文件柜东倒西歪，满地都是散落的、早已腐烂的纸张。角落里放着一张旧式办公桌，桌面上空无一物，积着厚厚的灰尘。
就在这时，我手中的笔记突然变得滚烫！不是物理上的温度，而是一种灼烧灵魂的感觉！
我猛地松开手，笔记掉落在满是灰尘的地上，蓝布散开。几乎是同时，那个苍老的声音在我脑海中轰然炸响，不再是模糊的呓语，而是无比清晰、充满了痛苦与恐惧的呐喊：
“在这里！就是这里！他们……他们把孩子们……带走了！再也没回来！”
伴随着这声呐喊，一股冰冷刺骨的怨念如同实质的冲击波，以笔记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办公室的景象在我眼前开始扭曲、晃动，仿佛老旧的电影胶片开始放映——
我看到穿着旧式护士服、面容模糊的人影，粗暴地将一些哭喊着的、瘦弱的孩子从旁边的房间里拖出来……我看到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医生，眼神冷漠地记录着什么……我看到角落里，一个年轻的、像是助理或者记录员的身影（那眉眼，依稀与周先生有几分相似！）正痛苦地捂住耳朵，缩在墙角，身体剧烈颤抖，脸上写满了恐惧与挣扎……我看到他趁着无人注意，偷偷在一个小本子上飞快地记录着，然后又惊恐地撕掉、藏起来……
画面破碎而混乱，但那股绝望、罪恶与被掩盖的真相所带来的冲击，几乎让我窒息。
是了！仁济医院在战时或某个特殊时期，可能进行过不人道的、涉及儿童的“实验”或“处理”！周先生的祖父，当时可能只是一个卑微的记录员或助手，他目睹了这一切，内心深受煎熬，却无力反抗。他将部分的真相、名单、或者仅仅是自己的恐惧与负罪感，以某种方式（也许是密写，也许是只有他自己懂的符号）记录在了那本笔记里，然后又因为恐惧而自我封闭，选择了“遗忘”。但这份沉重的记忆和未能阻止悲剧的负罪感，形成了强大的执念，附着在了这本他临终前唯一记起的笔记本上！
他并非想不起来，而是不敢想起！但他良知未泯，最终，这份执念冲破了一切，驱使着他的后人，将笔记送到了能“修复”它的人手中——不仅仅是修复纸张，更是要修复这段被湮没的记忆，让真相重见天日！
幻象消失了。办公室恢复了死寂和破败。那本笔记静静地躺在地上，似乎耗尽了所有力量，那股缠绕其上的怨念与执念，也如同退潮般缓缓消散。空气中那股冰冷的注视感，不见了。
我捡起笔记，感觉它变得轻了许多，那种沉滞感消失了。我知道，那个被困住的灵魂，在真相被“看见”的这一刻，终于得到了解脱。
我没有带走任何“证据”，那些幻象无法作为实证。我将笔记重新包好，离开了这座承载了太多痛苦的建筑。
回到“墨渊斋”，我将后续的修复工作完成。这一次，异常再也没有出现。当我把修复一新的笔记本交还给周先生时，我没有告诉他我在医院的经历，只是说：“您祖父想记起的东西，或许已经不需要再刻意寻找了。有些记忆，沉重到个人无法承担，但重要的是，它们存在过。”
周先生似懂非懂，但看到笔记本被完美修复，还是郑重地道了谢。
后来，我通过匿名渠道，将我“看到”的关于仁济医院的信息，提供给了本地研究战时历史的学者。能否掀起波澜，我不知道。
那本笔记之后，我依旧修补着旧书。但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我修补的，不仅仅是破损的纸张，有时更是通往过去的桥梁，是承载着欢笑、泪水、秘密与执念的容器。每一个送到我手中的旧物，都可能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等待着被温柔地触碰，被安静地倾听，然后，在恰当的时机，获得最终的安宁。
而我，只是这条时间长河边，一个偶然的、负责摆渡的匠人。只是下一次，当再有带着特殊“重量”的旧书送来时，我触碰它们的手指，或许会多一份更深的敬畏与审慎。因为我知道，有些回响，跨越了时空，只为寻求一个答案，而倾听者，需要有一颗足够坚韧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