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两年时光，在历史的河流中不过一瞬，却足以让江辰一手打造的江记集团完成一场深刻而寂静的蜕变。
汽车与dvd业务的剥离，如同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虽伴随着60多亿人民币“账面吃亏”的阵痛与外界“江辰退场”的种种猜测，但终究是平稳落地。
虽然dvd的售卖赶在订单完成之后，销售额却不是一次性到账。
一大部分海外的销售额却没有进入内地，200多亿美元的销售额全部停留在了香港账户上。
卖掉这两个现金流的巨额资金并未外流，而是悄然转化为临安、以及新近在研发设立的几个前沿研发基地的固定资产、顶级仪器和看似“无用”的基础研究项目。
与国家部委、尤其是曾经联系紧密的某些产业主管部门，关系确实肉眼可见地“淡了”。
不再有频繁的工作汇报，不再主动承接那些带有明显“示范”或“攻关”性质的重大工程项目，甚至连以往每年惯例的高层拜访也大幅减少。
江辰将集团的公开形象，更多地塑造成一个“专注于长期基础研究与高风险技术探索的民间科研投资机构”，业务范围对外表述变得模糊而学术化。
仿佛现在他对外面的市场漠不关心，就算相关的部门找，也是派遣普通员工汇报。
他将与军方的合作，严格限定在几个早已生根、且高度机密的定向研发项目上，接口层级极高，渠道绝对保密，成为他与国家力量保持最核心、最坚韧联系的一根“脐带”。
与此同时，集团内部的研发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构。
最大的变化在于保密与隔离。
曾经开放协作、鼓励交流的“天工”研发中心氛围不再。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代号晦涩、物理隔离、信息单向流动的“研究单元”。
例如，“烛龙”项目组的核心架构设计部门，搬入了地下深处的屏蔽实验室，网络与外界完全物理断开，数据交换通过特制加密存储设备人工传递。
“鸿鹄”通信芯片的射频与基带团队，被分别安置在相距数十公里的不同园区，彼此之间的技术细节沟通需要通过由非技术背景的保密专员进行过滤和转译。
新材料合成实验室、生物信息学分析中心、量子效应观测平台……每一个尖端方向都被小心翼翼地拆解、隔离，确保没有任何单一团队或个人能够掌握全貌。
最引人注目，也最让外界不解的，是人才策略的彻底转向。
江辰下达了明确指令：停止从高等院校、国家级科研院所公开“挖角”明星科学家或成熟团队。
以往那种凭藉雄厚财力和宏大愿景，将某个领域领军人物连同其弟子“整建制”吸纳的模式，被划上了休止符。
此举曾让许多摩拳擦掌准备投奔的科研人员错愕不已，也让某些习惯了被“输血”的单位暗自松了口气，却又疑窦丛生。
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更为隐秘、也更为苛刻的“社会选材”机制。
人力资源部门组建了多个精干的“考核”小组，他们的目光不再聚焦于知名学府的排行榜和光鲜的履历，而是投向那些被主流体系忽略或排斥的角落：
这位博士生肄业生，他的性格十分孤僻，不善于与人交往，尤其是和自己的导师关系很紧张。
由于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他无法顺利完成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