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朝廷颁布的诏令犹如一道惊雷，划破了平静的天空，而陈琳那篇笔锋如刀的《檄益州文》更是如同火山喷发一般，激起了千层浪。这两道消息就像两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经过近一个月的传递，终于在益州深处掀起了滔天的波澜。
诏书之上，朝廷严辞斥责益州牧刘焉私造乘舆车具千余辆，僭越礼制，仿效天子仪仗，其心可诛，定为国贼，令天下共讨之。而陈琳的檄文更是将刘焉一生行迹批驳得体无完肤，从其最初请任州牧的私心，到割据益州的跋扈，再到交通张鲁、图谋不轨的逆行，皆以华彩而恶毒的辞藻铺陈渲染，字字如枪，句句似剑，直将刘焉钉在了乱臣贼子的耻辱柱上，骂得可谓是狗血淋头，酣畅淋漓。
檄文传至成都州牧府时，刘焉正因近年来权位渐固、儿子接连夭亡以及汉中张鲁渐生异心而心绪不宁。他展卷细读，初时尚且强自镇定，试图驳斥，然越看越是心惊肉跳，那檄文所言虽多夸大，却大多戳中其隐秘心思与过往行迹。尤其是当他看到“僭拟至尊”、“国贼”等字眼时，刘焉的身体猛地一颤，仿佛被人当众扇了一记耳光。这些词语不仅对他的野心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更将他的人格贬低到了极点。他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羞愤之情交织在一起，令他几乎无法自持。 最终，刘焉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他浑身发抖，嘴唇哆嗦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檄文如同恶魔的诅咒一般，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回响，让他的精神几近崩溃。
左右慌忙上前搀扶，却见刘焉脸色由红转紫，猛地喷出一口鲜血，仰面便倒。府中立时大乱，医官匆匆赶来，诊视良久，终是摇头叹息。原来刘焉急怒攻心，引发昔日旧疾，背后竟生出恶疮，病情来势汹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刘焉时醒时昏。每当清醒时，他总会想起檄文中的字句，情绪激动之下，病情愈发加重。不过数日，这位雄踞益州多年的枭雄，便在无尽的愤懑与羞辱中，疮发身亡。临终前，他犹自喃喃：刘表老儿...害我...
刘焉骤然而逝，留下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和内外交困的局面。其四个儿子中，长子刘范、次子刘诞死于长安之乱，皆殁于董卓之手；三子刘瑁则素有狂疾，早在刘焉死前便已病故；如今只剩下幼子刘璋。
刘璋字季玉，性情与其父截然不同，素以温顺仁厚着称，甚至显得有些懦弱。在此变故之际，益州文武人心惶惶。以州司马赵韪、治中从事王商为首的州中大吏们聚在一处，紧急商议继任之人。
王商面带忧色，对赵韪道：“赵司马，如今老牧伯新丧，朝廷檄文厉斥，视我为国贼。外有张鲁割据汉中，阻断褒斜，东面荆州刘表虎视眈眈，实乃危急存亡之秋也。当立何人为主，以安州郡之心？”
赵韪手握兵权，目光闪烁，沉吟片刻道：“四位公子中，唯季玉公子尚在。其人性情宽厚，能听人言，若能立之，必能安稳内外，与我等共渡难关。若立强主，恐内争又起，反致崩析。” 赵韪此言，实则暗含私心，拥立柔弱之主，便于他日后掌控权柄。
其余官员，或觉刘璋易控制，或确实认为值此危局需避免内斗，纷纷附和。于是，以赵韪、王商为首，益州群臣共同推举刘璋继任益州刺史之位。
刘璋骤逢大丧，又临危受命，本就惶恐不安。他将父亲被朝廷气死一事，全然归咎于荆州牧刘表。若非刘表告发，朝廷怎会知晓父亲私造车驾之事？又怎会下发那般恶毒的檄文？父亲又怎会羞愤致死？
在为其父发丧的灵堂之上，刘璋身着孝服，泪流满面，对着其父灵位与州中众臣哭诉：“刘景升欺人太甚！同为汉室宗亲，竟行此构陷之事，逼死我父！此仇不共戴天！”
悲愤之下，刘璋做出了两手应对。
一方面，他听从王商的建议，试图缓和与中央朝廷的关系。他亲自草拟奏表，派使者火速送往邺城，表中极力辩解：“先父焉，素来忠谨，私造乘舆车具之事，纯属荆州刘表心怀叵测、恶意诬陷！今先父蒙此不白之冤，羞愤忧惧，以致溘然长逝。臣璋本无颜面再忝居益州刺史之位，然汉中张鲁，割据称雄，阻塞道路，与朝廷音问隔绝。为免益州生灵涂炭，陷入乱贼之手，臣璋不得已，唯有暂替朝廷权摄州事，镇抚地方，以待天兵东来，廓清寰宇。”
这番话，既否认了刘焉的罪责，将脏水全泼给刘表，又表明了自己临危受命的“不得已”和“暂代”的立场，试图为益州争取一个缓冲期，避免被朝廷立刻兴师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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