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白虎？”刘繇闻言，脸上露出极其不愿的神色。他出身正牌宗室、朝廷命官，向来视严白虎这等地方豪强、甚至被视作“湖贼”的人物为草寇，如今竟要倚仗他们，实在有失体统，更恐引狼入室。
长史张昭立刻反对：“不可！严白虎兄弟，桀骜不驯，贪残无度，绝非良善之辈！召其入吴县，无异于开门揖盗！即便能暂退袁兵，其后患恐更甚于袁术！使君三思！”
蒋济也面露忧色，显然不赞同此议。
胡质叹道：“张公所言，质岂不知？然如今城内兵少将寡，人心惶惶，若无强援，恐城破只在旬日之间！严白虎虽非善类，终是本地豪强，其与袁术亦无渊源，或可利诱之，使其为我所用。待击退袁术，再图后计不迟。此乃两害相权取其轻啊，使君！”
刘繇脸色变幻不定，内心挣扎无比。一边是覆灭在即的恐惧，一边是屈尊求助草寇的耻辱。最终，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他无力地闭上眼睛，挥了挥手，声音充满了疲惫与无奈：“罢了……罢了！就依文德之言吧。速遣使者，携带……携带委任状印信，前往乌程，表严白虎为……为威寇中郎将，严舆为骑都尉！请其速发兵来援吴县！所需钱粮……尽量满足他们。”
说出这番话，仿佛抽空了他所有的力气。这无疑是一个饮鸩止渴的决定，但也反映了刘繇集团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张昭见刘繇已决，深知事不可挽，只能长叹一声，不再言语，但脸上的忧色更重了。
这一日，袁术再次召集心腹议事。谋士袁胤进言道：“主公，如今徐州已定，江东指日可下。然北面刘备，终是心腹大患。其虽暂困于内务，然一旦缓过气来，必挥师南下。我军虽众，若两面作战，亦恐力有未逮。荆州刘表，坐拥强兵，却一直作壁上观。其与刘备皆宗室，未必真心拥戴，且刘备曾公示其奏表，二人必有嫌隙。何不遣一能言善辩之士，前往襄阳，游说刘表，与我结盟，共伐刘备？即便其不出兵，若能保持中立，于我亦大利也！”
袁术闻言，觉得有理，他如今自信心膨胀，觉得能与自己结盟是刘表的荣幸，便道：“此计甚善！便派韩胤为使，前往荆州，务必说动刘景升！”
与此同时，在荆州襄阳，刘表也接到了袁术吞并徐州、陶谦身亡的详细消息。州牧府内，刘表与蒯良、蒯越、蔡瑁等心腹商议。
蔡瑁首先开口，语气急切：“姐夫！袁术此举，已露吞天之志！其若全据徐扬，实力将远超我荆州！届时北抗刘备，西图我荆襄，岂非易如反掌？不如趁其江东战事未休，即刻发兵，北上攻击其南阳之地，以挫其锋！”
蒯良缓缓摇头，说出了更具代表性的荆州大族心思：“德珪所见为军事，未虑及根本。我荆州之要，在于保境安民。蔡、蒯、庞、黄等家大业大，根植于此，所求者无非是家族延续与富贵安宁。刘备新政，欲夺我田亩仆役；袁术骄狂，战端一开，亦必损我钱粮子弟。二者皆非良善。最佳之策，乃是虚与委蛇，左右逢源。袁术来使结盟，大可口头应允，甚至可索要些钱粮军械，但绝不可真出一兵一卒。让袁术去与刘备争斗，我荆州紧闭门户，加固城防，坐观成败。待其两败俱伤，我再伺机而动，方为上策。”
这番话深得刘表之心，也代表了荆州本土豪强的普遍意愿。他们不愿被任何一方卷入战火，只想维护自己的独立与利益。最终，刘表决定采纳蒯良之策。
不久，袁术的使者韩胤抵达襄阳，呈上袁术书信，信中极力渲染刘备的“暴政”与威胁，提议荆淮结盟，共图中原。刘表表现得十分热情，盛宴款待韩胤，对袁术的“义举”大加赞赏，满口答应结盟之事，并表示“时机一到，必提兵北上，共襄盛举”。但在具体出兵时间、路线、粮草供应等实质问题上，则百般推诿拖延。韩胤虽觉刘表滑头，但得了口头承诺和厚礼，也算完成使命，满意而归。
刘表的暧昧态度，给了袁术一种错觉，仿佛后顾之忧已解，使他能更专注于江东战事。然而，他并不知道，真正让刘备暂时无力南顾的，并非刘表的“盟约”，而是兖州内部汹涌的暗流。
兖州虽已归附，刘备也派去了孙坚镇守，但“定边安民令”与“度田检籍令”如同一把利剑，悬在了所有兖州世家豪族的头顶。这些地方实力派在刘岱时代享有极大的自治权和经济特权，如今朝廷要丈量他们的土地，清查他们隐匿的人口，收取赋税，编户齐民，这无异于刨他们的根！
尽管于禁离去前留下了部分忠于朝廷的军队，孙坚也带来了精锐，但地方上的抵制情绪异常强烈。许多郡县官员本身就是豪族代表，阳奉阴违，拖延新政。更有甚者，如陈留、东郡的一些大姓，已经开始暗中串联，甚至秘密派遣使者南下，与袁术联络，表示愿为内应，只求袁术北伐时能保全他们的利益，甚至许诺助其推翻刘备在兖州的统治。
这股强大的暗流，牵制了孙坚大量的精力，使他无法全力整军备战，不得不分出兵力弹压地方，处置豪强叛乱。这也使得袁术产生了误判，认为刘备集团内部不稳，兖州防御空虚，从而敢于将主力继续投入江东战场，给了张勋、桥蕤更多时间去攻打刘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