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人哪知道前线的窘迫？他们听不见阵地里“缺弹药”的嘶吼，看不见征召兵握着枪发抖的手，只从广播里听见“阵地失守”。
“部队后撤”，心里的恐慌就跟野草似的疯长。
这种时候，必须得有“人被追责”，才能把那股恐慌压下去，让他们觉得“军队没放任不管”。
可追究谁呢？
总不能去揪着制定作战计划的参谋骂，说他没算准感染者会从江滩芦苇丛突袭吧？
也不能去质问调兵的将军，说他不该把只练了三天枪的征召兵往最险的阵地派吧？
真要往上查，牵扯的全是肩章带星的人，一旦把“指挥失误”捅出去，民众只会更慌。
连指挥的人都错了，这仗还怎么打？咱们还能指望谁？
倒不如往下找“责任人”。
抓一些退下来的大头兵，给他们定个“临阵脱逃”的罪，再印几份通报贴在后方城镇的公告栏上，写着“已严肃处置溃兵，后续将增派精锐加强防线”。
这样一来，后方民众会觉得“军队在做事、在纠错”，心里的底气能稳一点；而上头那些人的根基，也半点不会动。
毕竟在大多数人眼里，“个别士兵没守住”，顶多是“这人胆子小、不顶用”；可“将军指挥错了”，那就是“整个军队的指挥体系出了毛病”。
前者好改，换个人就行；后者却会戳破“军队稳靠”的假象。
上头比谁都清楚，民众需要的是“安心”，不是“真相”，所以他们从不会愿意，把体系的毛病摆到台面上给人看。
“跟小孩子玩沙盘游戏一样，打输了还想赖账？”
魏景哈了口浊气，伸手从墙角挂衣架上扯下军大衣，没等系扣子，就冲着门外沉声喊：“卫兵！”
守在平房门口的两名士兵闻声立刻推开门：“长官！”
“去把政委和参谋叫到这儿来，就说有溃兵审讯的事要碰个头。”
魏景抬手拢了拢大衣领口，遮住里面没系风纪扣的衣领，又转身走到行军床边，抓起搭在床沿的武装带。
……
“魏少校，叫我们来是溃兵的事？”政委赵志国一踏进房门，就急不可耐的开口，“昨晚我查岗时听哨卫说，又收了二十多个退下来的？”
魏景把文件夹往两人面前推了推：“23个，你俩先翻翻。武鸣县撤下来的17个里，有5个连自己直属排的番号都说不全，问当时怎么突围、跟谁一起撤的，就支支吾吾绕圈子，只说‘跟着大部队跑’；江防来的6个倒能说清之前守的阵地位置，但有3个没等问完就承认，是‘看见感染者爬铁丝网就先往后退了’。”
参谋熊岳俯下身，手指在文件上快速划着，突然停在某行字迹潦草的记录上：“这个叫刘三喜的农民，说自己是第八征召师的，但根据我问询的经验看，很大概率是在隐瞒自己的身份。”
“不止他。”魏景靠在椅背上，“还有两个说‘跟着班长撤的’，问班长姓什么、长什么样，一个说‘忘了’，一个说‘天黑没看清’，眼神躲躲闪闪的，一看就没说实话。这种连基本作战信息都捋不清的，留着也是麻烦。”
赵志国翻开笔记本，查看着上面登记的信息：“按条例，作战经历模糊、无法核实直属部队的，本就该定性为逃兵。但现在情况特殊，要是全按逃兵处置，一半以上的……”说到这，他停了下来，意味深长的看向两人。
“我知道轻重。”魏景点上烟，烟圈飘到熊岳展开的地图上，落在标着“收容站”的红点旁，“所以我的意思是分两类走，那5个连番号都说不全、作战经历含糊其辞的，直接定成逃兵，按流程登记备案，找专人看押；剩下18个，能核实部分信息、确实是部队溃散后没办法才撤的，送去后方的溃兵收容站，天一亮就送去后方，老子不想管了，是归队还是调去后勤，听收容站那边安排。”
熊岳抬头看向赵志国，眉头先皱了起来：“这样可行？我感觉是不是有些草率了？按以往的处置比例，至少得抓够30%往上报，才算‘严肃追责’。现在只定5个，连四分之一都不到，上头要是问‘为什么不严查’，咱们拿什么理由解释？到时候物资调配、兵力支援都可能受影响。”
“就这么定，不用再争了。”赵志国“啪”地合上笔记本，没给熊岳再反驳的余地。
事情的本质本就跟这些大头兵没多大关系。
前线溃败，是指挥、是补给、是兵员素质的问题，不是几个小兵能扛得住的。
现在走这样的流程，看似是“宽松处置”，实则是能少定一个逃兵，就少让一个人担着莫须有的罪名，能多活一个是一个，这已经是眼下最实在的办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