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沽协定》签完，整个华北，像是被罩上了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玻璃罩子。外面的人看着，里面的人似乎还在过日子，但所有人都知道，罩子外头，站着一个拿着锤子的恶霸，随时都可能把这脆弱的“和平”砸个粉碎。
从此，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中国进入了一段极其诡异的时期。你说它和平吧，可日本人的刺刀已经顶在了华北的脑门上，在长城脚下虎视眈眈；你说它在打仗吧，可南京路上的歌舞厅照样灯火通明，大面上还维持着一个“和平”的假象。
这几年，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那段浸透着火药味和阴谋味的——最后的和平。
协定签完，远在南京的蒋委员长，心里是暂时松了一口气的。他觉得，自己总算用华北的“非军事化”，换来了一点宝贵的时间。他需要时间，迫切地需要时间。
他的账本上，有两件头等大事，比对付日本人还要紧迫：
剿共： 他手下的大军，正对江西的中央苏区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围剿”。在他看来，这是“安内”，是攘外的先决条件。不把这心腹之患给除了，他睡觉都不踏实。
备战： 他从德国请来了军事顾问，像冯·西克特、法肯豪森，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他用咱们国家最宝贵的钨矿和桐油，从德国换来了崭新的装备——克虏伯的山炮、毛瑟的步枪、德式的m35钢盔……他正在南京的郊外，秘密编练几十个现代化的“德械师”。（客官您记着这支部队，这可是蒋委员长压箱底的宝贝，是准备跟日本人决一死战的最后家底。）
这两件事，都需要时间，更需要钱。所以，他对华北的策略，就一个字：拖。用屈辱的和平，去换取备战的时间，这笔账，在他看来，是划算的。
于是，一种光怪陆离的景象，便笼罩了整个中国。
在首都南京，秦淮河上的画舫依旧灯火璀璨。政府的高官们，在觥筹交错之间，谈论的是德国顾问的新理论，是美国的经济援助。他们似乎相信，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就能把这个国家，打造成一个足以对抗任何外敌的现代化强国。这种自信，就像那玻璃罩子本身，看起来晶莹剔透，前途光明，却忽略了罩子外头，那双越来越不耐烦的、充满贪婪的眼睛。
在“东方巴黎”上海，浮华的梦，做得更加香甜。股票交易所里的数字，每天都在疯狂地跳动，一夜暴富的神话，刺激着每一个人的神经。百乐门的舞池里，名媛与富商们，伴着美国传来的爵士乐，跳着优雅的狐步舞。他们讨论的是好莱坞的新电影，是法国的流行时装。至于遥远的华北，那里的危机，似乎就像报纸上的一则国际新闻，与他们精致的生活，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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