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的丰收，其意义远不止于填饱万千黎庶的肚腹。
它如同一次强劲的心跳，将活力与信心注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根血管，最终汇聚到那颗为战争而搏动的心脏——军营。
那堆积如山的粮秣，那安定祥和的民心，是比任何战前动员都更具说服力的基石。
在这片金色的背景下，战争的齿轮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和决心，紧密咬合，缓缓启动。
在河套新军的体系中，沈川继续延续了在东路的治军思路，并没有传统意义上按月发放的足额军饷。
自唐代天宝年间募兵取代府兵后，关内地区的军事动员能力开始彻底丧失。
除此之外就是募兵带来的财政压力过于离谱，中央朝廷往往为了防止唐末藩镇割据局面发生，都会硬着头皮不断投入银钱。
唐以后所有朝代在立国之初都会短暂恢复如同唐初的府兵制度，例如明代的卫所兵，清代的八旗都是如此。
但最终都会随王朝时间推进，陷入巨大的财政陷阱。
因此明代从万历开始卫所制已经荒废，被家丁（亲卫营）取代，清代也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彻底抛弃了八旗兵丁，转而由湘军、淮军负责国防。
但无论明代是家丁还是清代新军，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昂贵，而且以当时明清的财政能力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沈川推行的一套更为根本、也更具捆绑力的制度——“军户田亩保障制”。
每一名在籍官兵，其直系家属（父母、妻儿）都能无条件获得官府授予的、至少三十亩永业田的耕种权（或对应的草场使用权），并由官府提供头年的粮种、农具乃至耕牛贷款，确保其家庭拥有维持温饱的底线。
这“三十亩地”的承诺，其力量远超银钱。
对于张三这样的前流民，对于赵铁柱这样出身贫寒的士兵，这意味着他们的家人不再会挨饿受冻，意味着他们从军征战，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承的家业和踏实的生存保障。
这份保障，牢牢地将士兵的忠诚与家庭的福祉捆绑在了沈川建立的这套秩序之上。
然而，三十亩地，仅仅是保底。
若想获得更多的田亩，若想让家人住上更宽敞的砖瓦房，穿上更体面的绸布衣裳，餐桌上能多见荤腥，甚至有能力供养子弟读书识字……
这一切的改善，唯一的途径，便是军功。
《靖北新军赏功例》被刻成木榜，竖立在每一个千户所的校场旁。
上面清晰地列明：斩首一级、俘获敌酋、先登陷阵、缴获军资……各类战功对应的田亩、银钱、布帛甚至官职升迁的赏格，一目了然。
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每一个渴望改变命运、光耀门楣的士兵。没有饷银？
没关系！敌人的头颅，便是最好的硬通货，战场的功绩，便是最耀眼的财富凭证。
随着秋收接近尾声，集结的号角开始在河套各主要军营上空回荡。
此次西征叶尔羌（实则首要目标是趁其新败、夺取东部疆域），沈川并未倾巢而出，而是精挑细选了七千兵马，组成了一支兼具突击、火力与机动性的精锐力量。
其中包括：
王骥麾下一千五百名新练的突击骑兵，他们是撕开敌阵、追亡逐北的利刃。
刘挺麾下一千五百名核心火铳步兵，他们将以严整的线列和绵密的排枪，成为战场的中流砥柱。
李驰麾下一千名混编步兵（火铳与长矛手结合）及五百名辅兵、工兵，负责巩固阵地、架设工事、保障后勤。
索朗率领的两千名归附蒙古骑兵。索朗部是较早归顺、且与沈川合作较为密切的部落，其骑射本领娴熟，被赋予侧翼掩护、侦察骚扰的重任。
这七千人，可谓是沈川麾下融合了新旧战术、胡汉力量的精华。
除此之外就是由蒋贵统领的辎重队了，连辅兵连同民夫在内共一万人马，主要负责弹药、行军帐篷和粮草运输。
王骥与刘挺这两位新近投效的将领，尤其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向沈川效忠，稳固在军中的地位。
夜色下的骑兵营地，篝火点点。王骥并未休息，他亲自检查着战马的蹄铁、鞍具，以及士兵们随身携带的骑枪、马刀。
他性格沉稳中带着狠厉，深知此次西征是他立足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