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祯四年的春风，依旧裹挟着塞外的寒意，但吹拂在已然大为不同的漠南草原与河套平原上时，却似乎带来了某种坚实而蓬勃的生机。
将西域一应军政细务交付给周静、王文辉、苏墨三人后，沈川只带着少量亲卫，快马返回了他的根基之地河套。
并沿黄河向东，亲自巡视那条耗资巨大、倾注了无数心血与汗水的“戍堡长城”。
站在一处新近竣工的戍堡高台之上，极目远眺，眼前的景象足以让任何一位军事家心潮澎湃，也让沈川心中那份掌控北疆的底气愈发沉凝。
与去年二月漠南之战时，那些尚显孤立、主要作为预警和支撑点的戍堡相比，如今的防线已然脱胎换骨。
自河套核心的靖边城起，沿着黄河几处重要支流、河谷以及通往宣府、大同的战略通道，一座座严格按照新式标准修建的戍堡，如同钢铁浇铸的獠牙，密密麻麻地矗立在大地之上。
它们不再仅仅是夯土包砖的简单墩台，而是集防御、屯兵、仓储、通信于一体的复合型军事据点。
墙体更加厚实，普遍加设了用于火铳射击的铳眼和轻型火炮的炮位。戍堡外围挖掘了深壕，设置了鹿砦、陷坑。
更关键的是，戍堡之间，近则相距二三里，远也不过二十里，皆有望楼烽燧相连，白日旗号，夜间灯火，形成了一张几乎无缝衔接的警戒与通信网络。
任何试图穿越这片区域的敌军，都将暴露在这张巨网的监视之下，并可能同时遭到来自数个方向戍堡火力的交叉打击。
戍堡之下，是另一番充满生机的图景。
围绕每座戍堡，都开辟出大片新垦的田地。
这些土地，由驻守该戍堡的军户家属负责耕种。
他们既是农民，也是戍堡后勤的保障者，更是潜在的预备兵员。
田垄整齐，引水渠系纵横，虽才是初春，已有军户在田间忙碌，为春播做准备。
炊烟从戍堡和旁边的聚居点袅袅升起，鸡犬之声相闻，俨然一个个微型的、高度军事化的定居点。
这条以河套为起点，一直向东北延伸，直至距离辽东镇边界仅三百余里的密集戍堡链。
这是在沈川的主导下，由大同总兵满桂、宣大总督卢象升麾下力量协同参与，动员了数十万军民，历时近两年，耗费钱粮无数，才最终构建完成的宏大地缘防御工程。
它不仅是物理上的屏障，更是沈川军国主义体系与汉文明扩张在北疆最直观的体现，将军事防御、农业生产、人口定居、文化同化紧密结合，步步为营，将游牧的机动空间不断压缩。
视线转回河套核心区域，这里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
靖边城比沈川离开时又扩大了一圈，城墙加高加厚，城内作坊林立，商铺鳞次栉比，人流如织。
而更令人震撼的，是人口。
得益于持续数年的相对安宁、屯田政策的成功以及“汉家至上”宣传对关内流民的吸引力，自去年西域平定消息传开后，从陕、甘、晋乃至更远地方涌向河套的流民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峰。
短短数月，新增人口竟达四十万之巨，这使得河套地区的汉民总数，一举突破了九十万大关，正向百万迈进。
这些新来的流民，几乎未经任何筛选，便被迅速纳入了沈川那套高效运转的“公民兵”体系。
按照既定章程，所有青壮男丁及其家属，被统一登记造册，授予田亩，编入军籍。
他们被划归到以虞向荣为首的后备训练体系之下，在农闲时接受严格的军事操练，从队列纪律到火铳射击基础，从长矛格斗到筑壕挖垒，无所不包。
他们既是生产者，也是随时可以补充进一线卫所正兵营的预备役。
九十余万汉民，按照沈川的构想，就是九十万潜在的战士及其支持者，这是一个庞大到令人心悸的战争潜力。
沈川在虞向荣的陪同下，视察了数处新设立的屯兵训练场。
看着那些虽然面有菜色但眼神专注、在军官口令下努力完成动作的新编军户，他微微颔首。
这支力量的整合与训练尚需时日，但其根基已然打下。
假以时日，只需一声令下，便能动员起数万乃至十数万经过初步训练、有家庭田产需要保卫、对现有秩序高度认同的士兵。
这才是他真正的底气，远比一两场战役的胜负更为重要。
然而，就在沈川巡视他的北疆基业，为日益雄厚的实力暗自满意时，远在数百里外的宣府镇城，一股针对他的阴郁嫉恨与不安，正在发酵、串联。
宣府左卫都指挥使郝承，他看着沈川从一个区区东路参将，如火箭般蹿升为靖北侯，掌控河套、经略西域，如今更是将触角延伸回宣府周边，影响力无远弗届。
两年前，沈川还是他需要仰望但尚可攀附的同僚，如今却已是需要他仰望且难以企及的庞然大物。
这种巨大的落差，以及沈川麾下部队明显优于宣府旧军的装备、待遇和地位，让他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说的酸涩与嫉妒。
同样心思的，还有兴州卫指挥使陈尚英和宣大右卫指挥使王潜龙。
他们都是宣大防线上有一定实力的旧派将领，根植地方，关系盘根错节。
沈川的新式军队和那套迥异于朝廷旧制的“公民兵”体系，不仅让他们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胁，更让他们对朝廷未来对边镇的政策感到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