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的力量立竿见影。虽然大多数人还在观望，但已经有胆大的开始尝试。李大娘卖了二十个鸡蛋，换了二十张券，直接去买肥皂——刘婶今天收券，因为她想去买盐。铁匠小刘打了两把菜刀，换了四十张券，转头就去羊肉汤摊，哗啦啦数出五张券，端走一碗热气腾腾的汤，蹲在路边喝得呼噜作响。
流通券像一股活水，让原本滞涩的交易一下子顺畅起来。集市上的讨价还价声少了，成交的速度快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轻松了——不用再为“你要什么换我的什么”绞尽脑汁了。
苏婉儿也换了些券。她把家里多余的小米换了五十张一升券，然后轻快地走在各个摊位间。在布摊前，她挑了块柔软的细棉布，浅黄色的，像初春的柳芽。
“给孩子做贴身小衣裳最好。”她轻声对李健说，付了八张券。又在杂货摊买了些针线，两张券。剩下的券仔细收进荷包里，那荷包是她自己绣的，鸳鸯戏水的图案，针脚细密。
李健看着她脸上浅浅的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婉儿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如今有了身孕，依然温婉持家。这样的日子，是他穿越到这个时代后，最初不敢想象的。
但问题还是来了，像春天土里冒出的草芽，一茬接一茬。
有人开始囤券。张三卖了粮食得了两百张券，一张不花，全锁进箱子里。他跟人嘀咕：“等往后粮食少了，这券就更金贵，现在存着，到时候能换更多！”这想法像野火，悄悄蔓延。
还有人动起了歪心思。李四——不是民兵队那个，是另一个手巧的——偷偷仿刻吴先生的鉴证章。第一次用假券去买盐，成功了；第二次胆子大了，拿十张假券去买布，被赵小满看出了破绽——真券的蓝色是特制的靛青，李四用的是普通染料，颜色浅了三分。
李健早有准备。对于囤积，他定了规矩：流通券每年“洗牌”一次，旧券换新券，旧券作废，防止有人把券埋地里等着升值。对于伪造，稽查队不是吃素的——郑小虎带着人，把李四揪出来时，那小子还在家里刻第二枚假章呢。
正月二十，打谷场上开了公审会。一百张假券扔进火堆，烧得噼啪响。李四跪在火堆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盟主，我糊涂！家里没盐了，娃吃饭没滋味……”
“没盐可以借，可以赊，不能造假！”李健脸色铁青，“今天你造假券，明天就有人造假粮，后天咱们新家峁的信用就全垮了！规矩就是规矩，坏了规矩，就得受罚！”
李四被罚没半年工分，打扫茅厕三个月。处罚重，但没人求情——大家都明白，这些纸片之所以有用，全凭背后的信用。信用垮了，券就是废纸。
流通券的信用，在这样严格的维护下，一点点建立起来。人们发现，这纸片真的能换到东西，而且比扛着粮食布匹方便多了。存粮的人越来越多，钱庄的仓库里，粮食堆成了小山，旁边是码放整齐的布匹、盐块、铁料。
孩子们把流通券当成了新玩具。狗蛋带着一群半大小子，在打谷场边上摆起了“小集市”，用树叶当券，石块当货物，学大人交易。“五张券换一把‘锄头’！”狗蛋举着块长条石头，喊得像模像样。
流通券很快超出了集市交易的范畴。工分可以兑换成券——干一天活，除了记工分，还能得几张券。
工匠们尤其高兴，韩师傅做了把雕花椅子，卖了八张工券，转头就给老伴买了块花布，给孙子买了两包麦芽糖。老汉捧着糖，眼眶有点湿：“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觉得手艺这么值钱。”
分工也细了。有人专门种粮，有人专门打铁，有人专门跑运输，都通过流通券交换劳动成果。生产效率肉眼可见地提高——每个人都可以专心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当然，新问题又冒出来了：物价会波动。丰收时粮食多，一升券能换一升半粮；歉收时粮食紧，一升券可能只换八合。固定的比例开始不合理。
李健调整了策略：基本比例不动，但允许市场调节。钱庄每天挂出“指导价”——一升券今日可换一升粮，或半尺细布，或三两盐。价格根据物资的丰缺浮动，像水一样，流到需要的地方去。
这办法更灵活。丰收时，大家愿意存券，因为知道券能保值；歉收时，手里有券的人可以换到急需的粮食。流通券不知不觉中，起到了调节物资、平抑物价的作用。
三个月后，李健让赵小满做了次统计。账本上的数字让人惊喜：联盟内部交易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三倍半，物资流通速度加快，生产效率提升了近四成。钱庄的储备充足，信用稳固，没有一张券兑换不出粮食。
吴先生捧着账本，看了半晌，长叹一声：“以前读《货殖列传》，只知‘钱者，泉也，流而不匮’。今日方见其真意——这流通券，真如活水啊。”
流通券的名声渐渐传开了。马家庄的马老爷派人来，想用粮食换些券，然后用券在新家峁买东西。
李健谨慎地同意了，但加了限制：外来的券只能买非紧要的货物——工艺品、小吃、普通布匹，不能买粮食、铁器、盐。而且每换十张券，要加收一张的“兑换费”。
即使这样，马老爷还是换了不少。因为他发现，新家峁的东西质量好，价格公道，用券买比用粮食换方便多了。
周边村子也有人效仿，有的甚至想发行自己的“村券”，可缺乏信用和管理，没几天就乱了套。最后，新家峁的流通券成了方圆几十里最硬的“通货”。
李健知道，流通券已经不只是新家峁内部的工具了，它成了这片区域经济活动的一部分。
他加强了管理，钱庄的账目每天公开，委员会的监督每月一次，确保新家峁的物资安全，确保流通券的信用不倒。
苏婉儿的孕吐渐渐减轻了。她开始给未出生的孩子准备小衣裳，浅黄色的细棉布裁成小小的衫子，针脚细密均匀。李健有时坐在一旁看她做针线，烛光映着她的侧脸，安静而美好。
“等孩子出生，咱们的日子会更好。”他轻声说。
苏婉儿抬起头，微微一笑：“现在就已经很好了。”她放下针线，手轻轻放在小腹上，“孩子生在好时候。”
崇祯五年的春天，新家峁的人们口袋里揣着流通券，脸上带着从容的笑容。
他们知道，只要肯干活，就能挣到券；有了券，就能换来想要的生活——也许是块花布，也许是碗羊肉汤，也许是给孩子的一包糖。这种确定性，在乱世里，比什么都珍贵。
李健站在打谷场边，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苏婉儿安静地站在他身边，手自然地搭在他的臂弯里。
集市上的吆喝声、讨价还价声、孩子们的欢笑声，汇成一片生机勃勃的喧闹。
流通券的纸张很薄，但它承载的东西很重——是信用，是希望，是一个越来越好的明天。
这些纸片在人们手中流转，像血液在身体里流动，让新家峁这个共同体，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苏婉儿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袖：“该回去了，我给你炖了汤。”
李健收回目光，看着妻子温婉的眉眼，点点头。两人并肩往回走，身后是热闹的集市，身前是炊烟袅袅的家。
这个冬天，虽然外面世道依然艰难，但新家峁的日子，正一天天暖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