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翰学院的老图书馆里，羊皮纸和旧书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米哈伊正在查阅亚当·斯密的原始手稿，这是经济史课程的特别许可。图书管理员布伦特先生是个严肃的老学者，起初对这位“特殊学生”心存疑虑，但看到米哈伊连续三周准时前来研读，态度渐渐缓和。
“殿下注意到斯密在《国富论》第三版增加的内容了吗？”布伦特指着一段修改痕迹，“他对自由贸易的论述其实有所保留。”
米哈伊俯身细看，发现被划掉的一行字：“绝对的自由就像绝对的权力，都可能带来灾难。”这个发现让他陷入沉思。这时，经济学导师罗伯逊准时出现在阅览室门口，这是他每周的单独辅导时间。
罗伯逊是个典型的苏格兰学者，说话直率：“上周您关于李斯特保护主义理论的作业很有见地，但是不是太理想化了？一个农业国要建立工业体系，光有关税保护远远不够。”
他们在靠窗的长桌前坐下，米哈伊翻开笔记本：“我思考的不仅是经济政策，还有政治结构。李斯特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与罗马尼亚的现实需要相符。”
“但积极作用和过度干预的界限在哪里？”罗伯逊尖锐地问，“德国遵循李斯特理论取得了成功，但也滋生了容克集团的垄断。您如何避免在罗马尼亚出现类似的利益集团？”
这个问题直指核心。米哈伊想起国内那些依附王室的特权阶层，一时语塞。罗伯tson见状，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文件：“这是比利时工业化的案例研究，他们通过在宪法中限制王权，避免了绝对权力对经济的扭曲。”
辅导结束后，米哈伊的心情有些沉重。他信步走到剑河边的“鹰与小孩”酒馆，这里是研究生们常聚的场所。在角落的位置，他意外遇到了历史系的博士候选人戴维斯，一个对东欧历史颇有研究的威尔士人。
“正好遇到您，”戴维斯举着啤酒杯示意，“我在研究贵国1888年的石油法，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法律文本明显受到德国模式影响，但执行过程却充满了‘东方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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