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苦笑着坐下：“您说得委婉，其实就是人情大于法律。我父亲花了二十年试图改变这种状况。”
“这不奇怪。”戴维斯掏出烟斗，“制度移植最大的难题就是文化土壤。英国的大宪章能成功，是因为之前已经有数百年的法治传统。而很多国家只想摘取果实，不愿培育土壤。”
两人一直聊到酒馆打烊。戴维斯最后说：“殿下，请记住剑桥能给您理论工具，但如何运用这些工具，取决于您对祖国文明特质的理解。”
这句话整夜在米哈伊脑海中回响。第二天在政治学讲座上，教授正在讲授洛克的分权理论，米哈伊却走神了。他想起来剑桥前，目睹父亲如何绕过议会，直接命令军队镇压特兰西瓦尼亚的骚乱。效率确实很高，但那种超越法律的权力运作，现在想来令人不安。
课后，他特意去请教教授：“如果某个政治传统强调效率高于制衡，该如何引入分权理念？”
教授沉思良久：“就像给一棵老树嫁接新枝，不能切断主干，而要找到恰当的接口。对罗马尼亚而言，也许应该从司法独立开始……”
当晚给父亲写信时，米哈伊谨慎地提到这个观点：“儿近日研习英国宪政史，深感司法独立实乃法治根基。我国或可考虑强化最高法院职权，使商事裁判等逐步脱离行政干预……”写到这里他停顿片刻，最终还是保留了这段话。
在信的结尾，他添加了一个看似随意的细节：“今日在集市见到吉普赛艺人演奏罗马尼亚民歌《云雀》，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这些流浪民族虽无祖国，却用音乐守护着文化认同。儿想，法律制度也应如是，既要吸收先进理念，也要扎根民族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