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我们村的土地问题已经拖了十年...”领头的村长声音颤抖地陈述，“匈牙利伯爵的地契与我们的传统放牧区重叠，县里一直推诿不决...”
“还有学校，”一位女教师鼓起勇气插话，“匈牙利语学校有砖石建筑，我们的孩子还在木屋里上课，冬天冻得握不住笔...”
米哈伊注意到一个细节：当这些罗马尼亚族代表说话时，弗拉迪米尔记录的笔速明显快了许多，而对匈牙利代表的陈述则记得相对简略。这个发现让他心中一沉——连他身边的文书官都带着不自觉的民族倾向，更何况整个县政府？
下午，米哈伊决定不按波佩斯库安排的行程，独自走访县政府各个部门。在税务局，他亲眼目睹了一个不会说匈牙利语的罗马尼亚族税务官与一个匈牙利族商人的争吵；在土地登记处，他发现档案混乱不堪，不同时期的奥匈帝国地图、罗马尼亚王国地图和当地传统边界图混杂在一起，给了办事员极大的“灵活操作空间”；在教育委员会，他翻看拨款记录时发现，匈牙利语学校获得的生均经费确实是罗马尼亚语学校的一点五倍。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波佩斯库在当晚的汇报中解释，“匈牙利社区更早城市化，他们的学校基础设施本来就更好...”
“那为什么修缮拨款也是这个比例？”米哈伊追问。
县长一时语塞。
夜幕降临时，米哈伊让弗拉迪米尔先回住处，自己留在办公室整理思路。他翻开在剑桥时的笔记本，上面有他认真抄录的一段话：“多民族帝国的治理，本质上是不同法律传统、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的协调过程。”
当时他觉得这话充满智慧，现在却觉得太过书生气。在特兰西瓦尼亚，他面对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具体到每一个税种、每一块土地、每一间教室的激烈争夺。
窗外，镇广场上的喧闹已经平息，但米哈伊知道，那些抱怨和矛盾依然在每一扇窗户后酝酿。他拿起笔，开始起草第一份改革方案——关于在县政府关键部门强制推行双语服务的行政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