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布加勒斯特的旅程，与数月前启程时已截然不同。那时的米哈伊王储，携带着一整套在剑桥精心研读的政治理论，怀抱着通过制度设计与温和改革解决特兰西瓦尼亚痼疾的理想主义蓝图。如今，马车颠簸中，他望着窗外喀尔巴阡山脉冬日的萧瑟景象，脑海中翻腾的不再是书本上的公式，而是科瓦斯纳县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一次次艰难的博弈，以及那份来自内阁、冰冷地否决了他心血的公文。
理想与现实的猛烈撞击，没有粉碎他的信念，却将其锤炼得更加坚韧，也更…贴近这片土地的脉络。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他的父亲，埃德尔一世，以及父亲所选择的，那条时常被西方诟病为“过于强硬”甚至“专制”的道路。
一、档案室里的尘埃与真相
回到王宫后的第一个星期，米哈伊没有急于向父亲汇报，而是将自己埋入了王室档案室的故纸堆中。他请求调阅的，不是宏大的战略文件或外交照会，而是埃德尔一世登基初期，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一系列具体事务的批示、内部备忘录以及未能公开的御前会议记录。
尘埃在从高大窗棂透进的冬日光柱中飞舞。米哈伊一页页翻看着。他看到父亲在位最初几年，面对议会中那些代表着旧式地主利益、坚决反对任何触及特兰西瓦尼亚土地改革议案的声音时，所做出的强力干预。不是温和的说服，而是利用王权，推动甚至可以说是“强压”通过了最初的土地赎买和分配法案。记录显示，当时至少有三位资深内阁成员以辞职相威胁，指责国王“破坏宪政传统”、“滥用权力”。
若在以前，米哈伊会认为这是父亲权力欲望过盛的表现。但此刻，他眼前浮现的是科瓦斯纳县那些罗马尼亚族农民粗糙的手和期盼的眼神，是那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乡村学校。他理解了，在那种僵化的利益格局和根深蒂固的偏见面前，如果没有来自最高权力的坚定推动，任何一点微小的改变都可能被无限期拖延，直至民众的耐心和希望消耗殆尽。
他还发现了一份被标记为“绝密”的报告，涉及一位当时在特兰西瓦尼亚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的官员。该官员能力出众，深受埃德尔赏识，但他被发现与布加勒斯特的某个金融寡头集团过往甚密，试图在当地的矿产开发中为私人利益集团输送利益。埃德尔的处理方式是迅速、无情且未经过漫长司法程序的——直接罢免，并勒令其永远退出公共生活。报告末尾有父亲的一句亲笔批注：“蛀虫不除，大厦将倾。非常之时，需用非常之法。”
米哈伊想起了波佩斯库，想起了那本记录着资金流向布加勒斯特某个神秘账户的账册。他曾经认为，父亲对官僚系统的某些清洗过于严酷，缺乏程序正义。但现在，他亲身领教了那张腐败蛛网的韧性，体会到当整个系统的一部分都在抗拒改革、甚至从中渔利时，循规蹈矩的“程序”是多么的苍白无力。父亲并非不尊重法律，而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他选择了一种更高效、也更危险的方式，去扞卫国家肌体的健康。这种“必要的强硬”，以前在米哈伊看来是权术，现在他看到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和不得已的决断。
二、重读父亲的“教诲”
夜晚，米哈伊在自己的书房里，重新翻开了离开布加勒斯特前，父亲交给他的那本薄薄的、没有标题的笔记。里面并非系统的治国方略，而是一些零散的思想片段、观察和警示。
其中一页写道：“治理一个如罗马尼亚这般年轻而又背负沉重历史的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完美的制度设计。制度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执行的。而当人心被数百年的隔阂、恐惧和私欲所占据时，再好的制度也会扭曲变形。因此，有时需要以强大的意志，暂时充当那校正扭曲的‘铁腕’。”
另一段则更为直白：“西方议会政治的精妙，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共识和公民素养之上。在我们这里，共识是稀缺品，而公民素养正在艰难的培育中。若完全照搬，只会让议会成为新的角斗场，让各种狭隘的利益在‘民主’的旗号下合法地阻碍国家的进步。王权，在现阶段，必须是超越党派纷争、凝聚国家意志的压舱石。即使这会让我背负骂名。”
这些话语，米哈伊当初读到时，虽觉深刻，但总感觉隔着一层理论的薄纱。如今，经历了科瓦斯纳的种种，薄纱被现实撕破。他亲身经历了“完美制度设计”（如他的双语服务令、税务监督委员会）如何在执行中被消解、被扭曲；他亲眼目睹了“狭隘利益”（无论是民族间的还是官僚腐败集团的）如何利用看似正当的渠道阻碍共同福祉的实现。父亲所说的“铁腕”和“压舱石”，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他在基层挣扎时，内心深处偶尔会渴望的、能够打破僵局的决定性力量。
他开始明白，父亲所坚持的“开明专制”，并非源于对权力的迷恋，而是基于对罗马尼亚国情极其清醒，甚至可以说是冷酷的认识。这是一种在理想与现实巨大落差中，选择的更为务实，也可能更为痛苦的路径。
三、理念的重塑：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
这种理解，并非意味着米哈伊完全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理念。相反，这是一种融合与升华。
他仍然坚信，长远来看，罗马尼亚必须走向更广泛的公民参与、更完善的法治和更充分的权力制衡。这是他不同于父亲的根本点，也是他所受教育和时代潮流赋予他的使命。但是，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天真地认为这一目标可以一蹴而就，或者可以通过单纯的制度移植来实现。
在给一位仍在剑桥的同窗的信中，他写道：“…我过去的错误在于，试图用一把在英国锻造的钥匙，去开启罗马尼亚特制的锁。钥匙或许是精良的，但锁芯内部的构造，却是由我们独特的历史、民族关系和发展阶段所塑造。我现在明白了，改革者不仅需要知道‘应该是什么’，更需要深刻理解‘现在是什么’，以及从‘现在’到‘应该’之间，那条充满荆棘、需要妥协甚至暂时退却的现实路径…理想指引方向，但现实决定步伐。”
他的“理想主义”内核并未消失，而是被注入了“现实主义”的骨髓。他依然渴望公正、和解与进步，但他现在清楚地知道，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策略，需要耐心，需要懂得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力，甚至需要容忍暂时的“不完美”和“不纯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