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市的早市刚散，两个流民就在街角吵了起来，南方来的陈阿福，手里攥着一把刚买的野菜，指着北方来的马大壮骂：“你为啥撞俺？菜都被你踩烂了！”马大壮也红了脸：“俺不是故意的！你走路不看路，还怪俺？”两人一个说吴侬软语，一个说北方硬话，互相听不懂，越吵越凶，最后竟要动手，还是路过的市令赶紧拉开。
这一幕被刚从水力工坊回来的刘飞看在眼里。他皱了皱眉，随着流民越来越多，来自江南、中原、北方的人聚在一起，口音不同、习惯各异，有的南方流民吃不惯北方的窝头，有的北方流民嫌南方人“干活慢”，私下里的小摩擦越来越多；就连万山营里，老兵和新兵、不同地域的士兵，也因为“说不到一起”，训练时配合总差着点意思。
“光有粮食和武器还不够，得让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真正‘变成一家人’。”刘飞回到县衙，立刻叫来李墨和民政司的管事，“从今天起，推‘文化整合’，先从‘能听懂、能一起干活’开始，再到‘有共同的规矩和心思’。”
文化整合，不是喊口号，而是要藏在“柴米油盐”和“日常劳动”里。刘飞没搞复杂的规矩，只从“统一习惯、促进协作”入手，让流民在不知不觉中互相适应：
刘飞让民政司调整“劳动分组”，不再让“同乡扎堆干活”，而是把南方、北方的流民混编在一个小组：矿场的挖掘组，5个人里必带1个南方人、1个北方人；农耕队的播种组，按“老带新、南带北”搭配；甚至流民棚的清洁，也让不同地域的人一起负责。
陈阿福和马大壮，就被分到了同一个农耕小组，一起给红薯地除草。一开始两人还别别扭扭，陈阿福嫌马大壮“除草太粗，漏了不少草”，马大壮嫌陈阿福“动作慢，半天赶不上自己”。直到有天中午，陈阿福中暑晕倒，马大壮二话不说，背起他就往医棚跑，还给他打了井水擦脸。陈阿福醒后，看着马大壮手里递来的窝头，红着脸说了句“谢了”，虽然口音还是有点听不懂，但两人之间的隔阂，一下就没了。
后来再干活，陈阿福教马大壮“细着点除草，别伤了红薯根”，马大壮教陈阿福“怎么用力省劲，干活更快”，两人成了搭档，还一起在休息时学对方的口音，引得周围人哈哈大笑。
流民来自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老规矩”有的地方吃饭要“蹲在门口”，有的地方要“上桌”；有的地方干活“日出而作”，有的地方“日中才动”。刘飞让民政司制定“统一作息和行为规范”，贴在流民棚、矿场、工坊的显眼处：
作息：寅时（凌晨3-5点）起床，卯时（5-7点）上工，午时（11-13点）休息，酉时（17-19点）下工，戌时（19-21点）熄灯；
行为：吃饭时统一在“公共饭棚”（不再蹲门口），碗筷自己保管；上工时按“小组列队”，不迟到、不早退；休息时不喧哗，不打扰他人。
一开始有人不适应，比如几个江南来的流民，习惯了“慢节奏”，总迟到；几个北方来的流民，吃饭时声音太大。民政司的管事没批评，只是让“做得好的小组”站在前面当“榜样”，再给迟到的人“少记1分工分”。没过几天，所有人都按“统一规矩”来：饭棚里安安静静，上工时队列整齐，之前的“习惯差异”，慢慢被“规矩统一”取代。
口音不同是最大的障碍，刘飞让李墨编了一本《简易通用语》，选了最常用的50个词（比如“上工”“吃饭”“休息”“工具”“帮忙”），用“北方话为基础，兼顾南方发音”，让识字的流民教不识字的人。
每天晚上熄灯前，流民棚里都会有人教“通用语”，比如教“上工”，就一边说一边做“扛工具”的动作；教“帮忙”，就做“搭把手”的姿势。陈阿福学“马大壮”的名字，总说成“马大状”，马大壮也不恼，笑着纠正：“是壮，强壮的壮！”一来二去，大家都能听懂对方的“通用语”，干活时喊“递个锄头”“快浇水”，再也不会因为听不懂而误事。
解决了“能一起干活”的问题，刘飞开始推进“基础识字教育”，不只是教认字，更是借着“认字”，把“忠勇、守纪、互助”的观念，悄悄种进流民心里。
刘飞在万山营的营房旁、工坊区的空地上，各搭了一间“夜校”，每天戌时前（19点前），让识字的李墨、民政司文书，还有几个“读过书的流民”当老师，教士兵和工匠识字。
夜校的“教材”很简单：用木牌写上字，背面画对应的画，比如“山”字背面画一座山，“铁”字背面画一块铁，“万山通宝”四个字，背面画一枚铜钱。老师教的时候，先念字，再讲意思，最后让大家跟着写（用树枝在地上写）。
万山营的新兵王二柱，之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第一次在夜校学“王”字，老师说“三横一竖，就是王”，他用树枝在地上画了几十遍，终于写得像模像样，兴奋地对身边人说：“俺也会写字了！以后俺的工分卡，能自己签字了！”
工坊的孙满仓，虽然年纪大了，也每天来夜校，他想学“铁”“钢”“锤”这几个字，说“以后看工坊的账，不用总麻烦文书了”。
借字传理：把观念藏在“识字”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