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齐楚就为郑国闹过摩擦，这一年楚国换了“软渗透”的路子，不派兵不施压，专门派使者去郑国东部边邑，找到当地贵族许诺：“只要你们暗中归附楚国，每年纳贡数额减半；若遇战事，楚国必派兵驰援。”
这些贵族本就觉得“跟着齐国要交重赋，跟着楚国得实惠”，立马动了心，偷偷给楚国送了质子，答应“有事听楚国调遣”。
郑文公得知消息后，吓得一身冷汗，既不敢得罪楚国，又怕齐国怪罪，只能玩起“两面讨好”的把戏。
他一边派人给楚国使者送钱，说“边邑贵族不懂事，我一定严加管教”，一边赶紧把自己的小儿子送到齐国当质子，跟齐桓公表忠心：“我郑国永远是齐国的属国，绝不敢跟楚国勾结。”
小国夹在大国之间的无奈，在郑文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楚成王的小动作，齐桓公早看在眼里。
作为中原霸主，他绝不能容忍楚国蚕食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一年最重要的举措，便是在鄄地举行第二次会盟，核心议题便是“遏制楚国北进”。
将鲁、宋、卫、郑等核心盟国的国君悉数召来。
这次会盟针对性极强，不仅重申“共同抗楚”的约定，还新增“诸侯互质”的规矩——各国互相派公子到对方都城做人质，谁若叛盟，先杀质子立威。
会盟现场，管仲穿着庄重朝服主持仪式，声音洪亮地宣布：“昔者武王合诸侯，以尊周室。今楚蛮北侵，若诸侯离心，周室危矣！愿诸君同举‘尊王攘夷’之旗，共御楚患——谁叛盟，遂国就是例子！”
这话并非空穴来风，会盟前一个月，遂国受楚国利诱，停止给齐国纳贡，还偷偷与楚国互通消息。
齐桓公没废话，直接派管仲率三千精兵拿下遂国。
有意思的是，管仲没杀遂国国君，只流放了挑事的大臣，还保留遂国宗庙，让其继续向齐国纳贡。
这便是霸主治国的手段，既有威慑力，又留有余地，让其他诸侯不敢轻易叛盟。
为加固同盟，齐桓公还拍板“齐国出兵器，鲁宋出人力，每年秋季联合练兵”，将中原各国的军事力量绑在一起。
不过会盟时，鲁宋两国国君私下互相使眼色的小动作，还是没逃过管仲的眼睛——同盟看似牢固，内里的小算盘从来没停过。
齐楚忙着明争暗斗，西边的秦国始终沉心布局，绝不掺和中原热闹。
秦宣公心里清楚，晋国公室的动荡暗藏机遇，而梁国（今陕西韩城一带，与秦国相邻，又是晋国西部屏障）是连接秦晋的关键。
这一年，他促成一场“宗室联姻”，将秦国宗室之女嫁给梁国太子。
婚礼办得热热闹闹，秦宣公与梁国国君借着酒意约定“若邻国生变，两国互相策应”，通过联姻筑牢西部防线，也为应对周边局势变化埋下伏笔。
此时夷吾仍在屈地驻守，尚未与梁国建立直接联系，但其心腹已通过梁国牵线，借秦梁联姻之机前往秦国，给秦宣公送了不少晋国特产，试探着问“若晋国公室生变，秦国能否予以照拂”。
秦宣公没把话说死，只笑着以“邻国相交，守望相助”回应，既不拒绝也不承诺，留足了周旋余地。
除了联姻，秦国的“情报站”也悄悄升级，在靠近晋国的河西之地新增两个据点，派去的人都伪装成商人，一边与晋国边民交易，一边重点打听三类消息：“晋献公的身体状况”“骊姬党羽在朝堂的分布”“晋国边军的布防情况”。
这些情报每天由快马送回秦国，秦宣公亲自整理成册，反复研读。
与此同时，渭水粮仓加紧扩建，新囤积了三年粮草，士兵训练也抓得更紧，秦国就像一头耐心的豹子，静静观察着局势变化。
回头看公元前665年，这一年的格局已然清晰：
晋国在骊姬折腾下，人心涣散，朝纲松动，公室危机已现端倪；
楚国靠“借师助防”“边邑渗透”，悄悄将势力伸向中原，与齐国的对峙愈发明显；
齐国以会盟稳住霸主地位，但同盟内部的微妙心思难以掩盖；
秦国则沉心布局，为应对未来局势做好了准备。
这一年的平静，不过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铺垫，春秋的舞台上，各方势力已摆好姿态，只待时机成熟便全力出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