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的血迹尚未在地面干透，鲁国宫廷已响起甲士的沉重脚步声。
这一年，鲁文公姬兴病逝，嫡子姬恶——其母为齐女声姜——依循“立嫡以长”的宗法古制，本应顺理成章地继承君位。
然而大夫东门襄仲（名遂，鲁庄公之子）早有盘算：他与鲁文公次妃敬嬴过从甚密，又相中敬嬴之子姬倭性情温软易控，欲借拥立之功独揽朝政，便与敬嬴暗中勾结，图谋废嫡立庶。
为确保万无一失，襄仲提前遣人赴齐，对刚即位的齐惠公进言：“鲁国立幼主，日后必对齐国更加恭顺。”
一番说辞竟说动齐惠公默许。
就在姬恶的即位诏书即将颁布之际，襄仲率甲士踹开东宫大门，刀光闪过，姬恶与其弟姬视当场殒命，鲜血染红了宫阶。
朝堂之上，大臣们吓得双腿发软，无人敢发一言，唯有宗室贵族叔仲惠伯挺身而出，直指襄仲为乱臣贼子。
襄仲面无表情，当即下令将叔仲惠伯拖出斩首，尸体抛于马市示众。
这招杀鸡儆猴立竿见影，自此再无人敢反对他。
就这样，姬倭被强行推上君位，是为鲁宣公。
襄仲“弑嫡立庶”的行径，如一把巨斧劈断了鲁国的宗法根基。
鲁国公室本就因常年依附晋、齐而威信扫地，经此一变，以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为首的“三桓”——皆为鲁桓公后裔——趁机钻营，借“辅佐新君”之名巧取豪夺，逐步掏空了公室的土地与人口。
此后，鲁国国君沦为傀儡，“三桓专鲁”的格局就此奠定，鲁国在晋楚争霸的夹缝中，愈发举步维艰。
与中原诸侯血腥换主的乱象不同，秦国这一年的权力交接颇为平稳。
秦康公嬴罃与世长辞，其子嬴稻（一说名嬴貑）继位，是为秦共公。
秦康公在位十二年间，始终以“抗衡晋国、稳固西陲”为核心方略：河曲之战中，他采纳士会的计策，避晋军锋芒，虽未获大胜，却成功阻断了晋国西进之路；同时延续秦楚同盟，两国遥相呼应牵制晋国，稳稳维系住秦国西方强国的地位。
秦共公即位后，承袭父志与晋国对峙，秦晋两国为争夺河西要地，在黄河两岸的拉锯战将持续上演，这些积淀与铺垫，都为百年后秦穆公称霸西戎、秦国东出函谷关埋下了重要伏笔。
这一年的乱局与转折，恰似历史的分水岭——一侧是诸侯割据的动荡愈演愈烈，另一侧是文明格局正在重塑洗牌，所有这些变迁，都在为后续更波澜壮阔的春秋画卷，悄然铺就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