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没占到多大便宜，却成功把晋军兵力拖散——晋国既要防着南边的楚国反扑，又要应付西边的秦国骚扰，顿时陷入顾头不顾尾的窘境，无意间给晋楚争霸的天平，添上了一抹平衡的砝码。
公元前562年的故事落幕时，晋国的霸主光环虽愈发耀眼，可魏绛“居安思危”的警示，早已在光环下点出了潜藏的暗礁。萧鱼之盟的墨迹里，藏着晋国的雄图大略；魏绛谏言的竹简上，写着智者的清醒通透；而许灵公客死楚国的悲剧中，装着小国的无尽辛酸。
这份平静并未持续太久，公元前561年的钟声敲响，中原与边疆的风波便接踵而至。
公元前561年春，晋国的霸权首先在东方遭遇考验——莒国公然背弃与晋国的盟约，转而投靠齐国。
莒国地处齐鲁之间，是晋国牵制齐国的重要支点，它的叛离无疑是在挑战晋悼公的权威。晋悼公本欲亲征，却因边境琐事缠身，便派大夫中行偃率军讨伐。
中行偃是晋国名将，治军严明，楚军刚与吴国交战元气未复，齐国也不敢贸然出兵相助，莒国很快就被打得溃不成军，国君莒犁比公被迫出城请降，承诺恢复对晋的朝贡，晋国的东方防线才算稳住。
同一时间，西边的秦国又起事端。
公元前562年偷袭晋国未果后，秦国并未收敛，反而在公元前561年夏联合楚国的附庸部落，再次袭扰晋国西部边境。
这次晋军早有防备，魏绛亲自率军迎击，他沿用“和戎之策”中分化瓦解的思路，先策反了与秦国联合的戎狄部落，再集中兵力猛攻秦军主力。秦军腹背受敌，被打得丢盔弃甲，连主将都成了俘虏。经此一役，秦国元气大伤，好几年都无力再犯晋国边境，魏绛的军事才能也在此战中展露无遗。
这一年，南方的楚国也迎来了权力更迭的阵痛。
楚共王病重，自知时日无多，便开始安排后事。他因早年与晋国交战时瞎了一只眼睛，始终耿耿于怀，特意留下遗命，要求大臣们为他上“灵”或“厉”这样的恶谥，以警示后人“战败之耻”。
楚共王的自省虽显悲壮，却未能改变楚国的颓势——此时的楚国，既要应对吴国的持续袭扰，又因郑国归附晋国而失去了中原的重要支点，国力日渐衰退。
同年冬天，楚共王病逝，太子熊招即位，是为楚康王。
新君初立，楚国忙于内部稳定，暂时无力与晋国争夺中原，这为晋国赢得了宝贵的战略缓冲期。
而在中原腹地，郑国的“表忠”之路仍在继续。
公元前561年秋，郑简公按照萧鱼之盟的约定，亲自带着丰厚的贡赋前往晋国朝见。
晋悼公对郑简公的恭顺十分满意，不仅以诸侯之礼隆重接待，还特意赏赐了他一套王室专用的礼器。
郑简公受宠若惊，回国后立刻再次率军攻打楚国的附庸蔡国，拿下了蔡国的两座城池，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对晋国的忠诚。
这种“以战表忠”的做法，虽让郑国暂时获得了晋国的庇护，却也让它彻底沦为晋国争霸的工具，深陷大国博弈的泥沼。
公元前561年的岁末，周王室也发生了一件牵动诸侯的小事——周灵王的弟弟儋季去世，他的儿子儋括因不满王室对自己的安排，暗中联络王室贵族，企图发动叛乱夺取权力。消息传到晋国，晋悼公派大夫士匄前往周都调停。
士匄凭借晋国的霸主威望，当面斥责儋括的不臣之心，又安抚了王室贵族，最终成功平息了这场未发的叛乱。
周王室的内乱仍需依赖晋国调停，更印证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现实。
回望公元前562至561这两年，春秋的舞台上虽无惊天决战，却处处暗藏风云。
晋国以萧鱼之盟巩固霸权，借魏绛的文武之才稳定边疆；楚国因国君更迭陷入调整，无力北顾；郑国、莒国等小国则在大国的夹缝中艰难求生。萧鱼之盟的墨迹未干，居安思危的箴言犹在耳畔，而权力的博弈、生存的挣扎仍在继续。
这两年的历史，就像连接晋悼公霸业顶峰与后续格局变动的纽带，既见证了霸权的稳固，也预示着新的风云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