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吸纳带来的是无法回避的混沌。不同来源、不同人种，托尔格他们有着更接近罗马化的高卢或日耳曼特征，与埃尔克姐弟的北日耳曼样貌已有差异、操着不同语言、怀揣不同信仰的个体被强行糅合在一起。这让他联想到后世那个庞大的移民国家——美国。但在那个时空，强大的军事机器和金融霸权勉强充当着“熔炉”的火焰，压制着族群、肤色、文化差异带来的巨大撕裂力，尽管裂痕从未真正消失。可对于现在的杨家营地呢？
这里没有航母舰队，没有美元霸权，只有十三张需要喂饱的嘴、几间简陋的木屋、一架水车和几把需要时刻握紧的武器。任何源于族群隔阂、信仰冲突或语言不通的激烈内耗，都可能像一颗投入脆弱陶罐的火星，瞬间将这来之不易的生存共同体炸得粉碎。托尔格胸前的十字，埃尔克对森林精怪的敬畏，乃至未来可能加入的其他信仰者——这些精神层面的“杂质”，在缺乏强大外力整合的初期，其潜在的离心力远大于后世的美国。在这里，一次因祭祀方式或亵渎神明的口角，就足以点燃毁灭的导火索。因此，杨亮必须在精神层面也进行一场无声的“冶炼”——尝试用相对温和、强调现世伦理与集体秩序的儒家思想，作为一块包容性更强、更能服务于营地生存目标的“精神基底”，去覆盖、融合那些可能带来分裂的原始信仰碎片。这是一场比平整土地或锻造铁器更为精妙，也更为危险的工程。
营地未来的壮大之路清晰而残酷：无论是吸纳被战火驱散的流民，还是通过交易获取奴隶，人口的增长都是生存与扩张的必然选择。然而，杨亮深知，当不同血脉、不同语言、不同神只的信徒被强行汇聚在这狭小的山谷中时，无形的裂痕比维京人的战斧更具威胁。维系这个“微型大杂烩”不走向分崩离析的唯一铁律，便是铸造一种强大的共同认同——让所有人浸润在同一种语言里，遵循同一种行为伦理，最终指向同一种精神内核。无论是经过他筛选、更强调现世秩序与集体责任的儒家理念，还是埃尔克姐弟所持的、更贴近自然的祖先崇拜，都必须锤炼成营地唯一的“精神熔炉”。
在一次只有父子二人的深夜密谈中，杨亮摊开了这个冰冷的蓝图。“爸，这事不能等。分裂的种子，种下容易，拔除太难。”他指向屋外俘虏们栖息的木棚方向，“这五个人，就是现成的‘坩埚’。他们的来源、那点摇摇欲坠的信仰，和未来可能加入的人有相似之处。我们就在他们身上，试试这‘熔炉’的火候。”
杨建国沉默片刻，缓缓点头：“嗯，是个法子。总比两眼一抹黑，等乱子来了再扑火强。试吧，出了问题，船小也好调头。”他认可了儿子的判断——以这五人为实验样本，在相对可控的环境下，观察一种全新文化如何植入、融合、乃至取代原有的精神碎片。这是一场无人做过、结果未知的社会实验，风险与机遇并存。
杨亮的底气，不仅源于清晰的逻辑，更在于他手中握着的、对这个时代而言堪称“神迹”的文化武器库。四部手机和一台平板电脑里，封存着一个璀璨文明的浩瀚结晶，其信息密度与感染力，对于托尔格这些精神世界近乎荒原的中世纪普通人而言，无异于一场持续不断的认知风暴。
“文化宣传？文化胜利？”杨亮的嘴角掠过一丝复杂的神色。后世那些穿越小说里描绘的、主角王霸之气一抖便万众归心的桥段，他向来嗤之以鼻。但小说里关于信息轰炸、潜移默化、利用认知落差进行引导的种种构想，却给了他现实的启发。如今，他拥有了远超任何小说主角的“硬件”——海量的、精心筛选的、能直接作用于感官的现代文明成果。这套组合拳的威力究竟如何？那些作者天马行空的设想，是否能在这片真实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亮低语着这句烙印在脑海中的箴言。这五名俘虏，就是他验证“文化熔炉”理论的第一个实验室。他将系统地投放“文化样本”，观察他们的反应，记录思想的变迁。效果好，便提炼经验，推广至未来加入的每一个新人；效果不彰，或引发不可控的冲突，也能及时调整配方，甚至更换“熔炉”的基底。
寒冬的脚步在群山间缓慢拖行，白昼吝啬，黑夜漫长。在这仿佛凝固的时光里，杨亮冷眼观察着那场无声的“冶炼”——对五名新成员的精神重塑。令他稍感意外的是，这缓慢而持续的文化浸润，似乎正悄然改变着坩埚中的材质。
随着凛冬加剧，刺骨的寒风和厚重的积雪将大部分活动禁锢在营地有限的温暖半径内。户外的高强度劳作被室内或屋檐下的精细活计取代：鞣皮、捻线、编织、木器修补、工具维护。正是这种朝夕相处、并肩劳作的紧密，为新成员的语言学习提供了绝佳的温床。托尔格、约翰、玛利亚等人，在杨母分发工具时的指令、珊珊讲解草药处理时的说明、甚至保禄和小诺嬉闹的童言童语中，被动地浸泡在普通话的声浪里。而杨母主导的“识字课”，则成了每日固定的仪式。在篝火摇曳的光晕中，俘虏们与萨克森姐弟、两个孩童一同蹲坐，粗糙的手指笨拙地跟随杨母的木棍，在铺平的沙地上或光滑的石板表面，一遍遍勾勒着那些方正的、充满神秘力量的符号。炭笔划过石头的沙沙声，成了冬夜里独特的伴奏。
成效是缓慢却坚实的。虽然远谈不上书写流畅，缺乏纸张和笔墨是硬性制约，但几个月的沙地描摹和炭笔涂画，已在他们脑中刻下了某些印记。当杨建国摊开他那画在鞣制皮革上的设计草图——可能是水车传动机构的改进，或是新陷阱的布局——他们竟能磕磕绊绊地认出图纸边缘标注的简单汉字，如“木”、“石”、“数”，更对那些奇特的、代表数量的“阿拉伯符号”也不再陌生。这种对“神之文字”的初步解读能力，本身就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敬畏的种子。
然而，真正充当精神浸润主力的，仍是那部小小的手机。在娱乐匮乏如同沙漠的中世纪冬夜，任何声音的流淌都弥足珍贵。当户外风雪呼号，屋内火光跳跃，手机传出的声音——无论是悠扬的古筝、低沉的男声朗诵，还是后来刻意筛选的《论语》、《孟子》片段——便成了黑暗中唯一的、持续的精神光源。起初，那些关于“仁义礼智信”、“修身齐家”的深奥词句，于托尔格等人无异于天书，仅仅是一种陌生的、带有韵律的背景音。但语言的壁垒，在日复一日的生存协作与杨母耐心教导中，被一点点凿穿。当他们开始能听懂“吃饭”、“干活”、“小心”、“帮忙”这些生存必需词汇，进而能结结巴巴地回应时，那流淌在黑暗中的古老智慧，便逐渐褪去了完全陌生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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