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亮和杨建国这两位深受中华中央集权传统影响的人看来，将国家税收权力“承包”给私人的做法，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荒唐之举。税收，乃国家权力最核心的体现，是维持官僚体系、军队运转的生命线，岂能如同商品一样出租、转包？这无异于自毁长城，主动放弃中央权威的根基。然而，当他们冷静下来，置身于中世纪欧洲这片具体的现实土壤中，他们也不得不带着一丝苦涩承认，在这种基层治理体系几乎瘫痪、交通极度不便、信息闭塞如同黑暗森林的条件下，除了这种粗糙的、充满弊端的包税制，上位者似乎也确实很难找到更有效率的选择。
如果一个中央政府连一支忠诚可靠、训练有素的基本税吏队伍都无法有效组建、管理和监督，那么所谓的“税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纸空文，是地图上虚妄的线条。与其守着这虚幻的权力颗粒无收，不如将其承包给那些有动机、也有足够残酷手段去压榨出油水的私人。尽管这意味着必须容忍中间层的疯狂盘剥和整体效率的低下，但至少能确保一部分财政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这种看似荒谬、妥协退让的制度，实际上是在极端落后条件下的一种无奈之举，也是一种扭曲的、基于现实计算的务实策略。想通了这一点，杨亮心中那份来自文明高地的优越感稍稍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历史复杂性的更深理解。
便在这样不断的思考、讨论和未雨绸缪中，杨家庄园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随着乔治这次带来的几户拖家带口、面黄肌瘦的流民家庭被接纳安置，庄园的总人口正式突破了五十大关，达到了五十五人。这个数字对于来自现代的杨亮而言，或许只是一个班级的人数，微不足道，但在公元八世纪末的中欧山区，这已经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可观、具有相当自保能力的聚居点了。
更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新加入的成员，无论是来自溃散的部落、逃离庄园的农奴，还是躲避战乱的自由民，都能以惊人的速度融入庄园那独特的生产和生活体系。这不仅得益于庄园相对公平的分配原则和有效的组织，更得益于那套日益成熟、带有鲜明杨家印记的文化氛围和管理制度。新来者很快发现，这里虽然劳作辛苦，规矩严明，但至少能吃得饱饭，不受任意欺凌，孩子还能学到神奇的文字和知识，这在外部世界是难以想象的。
人口的增长固然带来了管理上的新挑战——需要分配更多的土地、建造更多的屋舍、协调更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更凸显了杨家庄园独特经济模式的巨大成功。他们的产品——无论是弗里茨铁匠铺出产的、比市面常见货色更坚韧耐用的铁制工具和武器，还是用山谷中特殊植物熬制的、色彩鲜艳不易褪色的独特染料，抑或是杨亮父子凭借模糊记忆反复试验酿造出的、清澈猛烈如火焰般的蒸馏烈酒——在乔治所能触及的各处集市和领地间，都拥有着极其抢手的口碑和竞争力。
以至于乔治经常为寻找足够价值、且庄园需要的交换物资而发愁，反倒是庄园方面，几乎从不需要为自己的产品找不到销路而担忧。当金银货币或珍贵矿石等硬通货不足时，乔治往往不得不用大量的小麦、食盐、布匹乃至牲口来填补交易差额。这种以物易物为主的方式，恰恰从侧面印证了庄园经济体系对外部的强大吸引力和自身产出的高价值。
更让杨亮感到满意的，是流民融入的速度和质量。平均每两三个月吸纳一两户新人的节奏，既不会对庄园现有的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造成过大的瞬间冲击，又能保持人口的稳定增长和劳动力的持续补充。每一个新家庭加入时，前一个家庭通常已经完全适应了庄园的节奏，成为了“老人”，甚至可以反过来指导和帮助新来者。这种循序渐渐、如同涟漪般扩散的融合方式，极大地保障了社区内部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在文化整合方面，杨家庄园更是取得了堪称奇迹的成效。如今，即便是最早收留的那批本地日耳曼裔居民，日常的交流也完全使用带着某种口音、但足够流利的中文。书写记录、计算账目、乃至晚间休息时讲述的故事和娱乐活动，都日益呈现出鲜明的东方特色。孩子们的教育更是杨建国狠抓从未松懈的领域，这些在山谷里长大的孩子，学习的不仅是方块字的读写，更是一整套源自东方的价值观念、伦理秩序和思维方式。这种文化上的高度统一性和认同感，远比坚固的木栅栏和锋利的武器更为重要，它为庄园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奠定了最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除了顺利地将新来的流民吸纳进庄园集体之外，杨亮和杨建国最为重视、投入精力最多的，便是军事训练。这几乎成了一项雷打不动的日常功课。即便经过一整天繁重的田间劳作或作坊里的辛苦挥汗，晚饭后，也常常能看到杨亮召集起庄园里所有青壮年男子，甚至包括一些身体强健的妇女，在火把和月光照亮的空地上进行格斗操练、队形变换和弓箭射击。训练的强度很大，要求极严，常常令这些劳累了一天的农夫工匠们疲惫不堪，背后抱怨叹息之声时有耳闻。
终于，有人忍不住直接向杨亮提出了异议。那是个身材魁梧的铁匠学徒，他擦着额头的汗，语气带着不解和不满：“杨先生，咱们藏得这么隐蔽，这山谷入口狭窄，栅栏和望楼也越修越牢固，就算真有几个不开眼的散兵游勇或者迷路的匪徒摸过来，凭借现在的工事，咱们也足够应付了。何必每晚还要这样往死里操练？大伙白天干活已经累得够呛了。”
更有人私下里低声议论，话语中带着对那种神秘力量的敬畏与依赖：既然杨亮先生和弗里茨师傅已经偷偷造出了那批被称为“赛里斯魔鬼武器”的东西——那几尊沉甸甸的铜火炮和一筐筐黑沉沉的铁壳手雷，试爆时那地动山摇、碎石横飞、声如霹雳的可怕场景，所有人都见识过——有如此威力惊人的神器守护，何必还要我们苦哈哈地练习这些长矛弓箭，练得浑身酸痛？
然而，杨亮在训练这件事上从未有过半分动摇和妥协。他坚持每晚亲自督操，一丝不苟地纠正每一个人的动作，反复示范长矛突刺的最佳发力姿势、盾牌格挡时最有效的防御角度，甚至将一些关键的战术动作编成简单易记的口诀，让大家在练习时念叨，形成肌肉记忆。杨建国则更多负责思想上的疏导和动员工作，他经常在训练的间隙，对围坐在一起休息的众人谈话，语气平静却充满力量：
“我知道大家很累，觉得我们有工事，有地利，很安全。这些都没错。但是，伙计们，你们要想明白，一旦真正的危机来临，敌人不会等我们睡足了觉、准备万全了才来敲门。到那时，决定生死的，不仅是坚固的栅栏和厉害的火器，更是我们自己的纪律、彼此间的默契，以及手里家伙式运用的熟练程度。没有这些，再好的武器，也可能因为慌乱而打不响、扔不准，到时候，谁来救我们？”
他尤其强调火药武器的双面性：“火炮和手雷威力固然巨大，但它们的限制也多得很：下雨受潮怎么办？大风天点不着火绳怎么办？我们储备的火药和铁壳有限，打一点少一点，制造起来又极慢极危险。而且，一旦敌人冲到眼前，陷入贴身混战，这些大家伙根本派不上用场，难道那时就束手待毙吗？唯有将冷兵器的扎实功夫和火器的突然威力结合起来，正面顶住，出奇制胜，这才是我们在这乱世中长久保命的根本之道。”
就这样，尽管怨声时有，艰苦的军事训练却从未中断过一日。杨亮甚至将青壮年编为三个固定的队列，轮流担任假想敌进行对抗演练，并引入了简单的旗语和鼓点声作为指挥信号，逐步强化队伍的临场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他还从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的《军地两用人才之友》中，小心翼翼地摘抄出关于游击战术、阻击阵地设置和侧翼迂回包抄的章节，结合山谷的实际地形，组织大家进行模拟演练，让每一个人都清楚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位置和任务。
时间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劳作、学习、训练和警惕中悄然流逝。山谷里的树叶渐渐染上了秋的黄色和红色，地里的庄稼也到了收获的时节。人们将沉甸甸的麦穗和豆荚收获入库，腌制过冬的肉食蔬菜，修补房屋，储备柴火，空气中弥漫着忙碌而略带丰收喜悦的气氛。刚刚过去的一场秋雨，带来了寒意，也让泥土的道路变得有些泥泞。
就在人们刚刚将最后一捆麦子运进谷仓，准备稍稍喘口气的时候，庄园入口处的望楼突然传来了急促的铜铃声——这是有外人接近的信号。没过多久，熟悉的马蹄声和车轮碾过泥泞的声音再次响起，乔治的商队去而复返，这一次的速度显得格外匆忙和慌乱。
乔治几乎是从还在奔跑的马背上滚下来的，脸色煞白，浑身沾满泥点，也顾不上平日的礼节，气喘吁吁地直接冲到闻讯赶来的杨亮面前，声音因为急促和恐惧而变得尖锐嘶哑：
“杨……杨先生！不好了！北……北边来的那些诺斯人，维京海盗！他们又来了！这次……这次完全不同！”
他猛地咽了口唾沫，胸腔剧烈起伏着，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但眼中的惊恐却无法掩饰：“他们人马多得吓人！不像往年那样抢了河边的村子就走！他们……他们乘着长船，沿着莱茵河支流已经深入内陆了，洗劫了沿河好几个大村子！现在正朝着沙夫豪森的方向推进！”
周围听到这话的人，瞬间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脸上血色褪尽，空气仿佛凝固了。乔治的声音因为极度的紧张而颤抖着，他加重了语气，说出了最令人恐惧的消息：
“他们……他们抢完之后，甚至没有立刻离开！他们在河边占据了有利地形，开始伐木筑墙，修建临时的据点和码头！看那架势，根本不像来抢劫的，倒像是……倒像是要长期驻扎下来，彻底控制住那段水道！”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整个庄园院子，只有火把燃烧的噼啪声和乔治粗重急促的喘息声异常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