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卑斯山脉的晨雾，总是消散得很慢。乳白色的水汽缠绕着墨绿色的冷杉林，如同一条条柔软的绸带，缓缓流淌过山脊，最终沉积在山谷的底部。杨亮推开木屋的门，带着寒意的清新空气立刻涌了进来，驱散了屋内一夜的沉闷。他深吸一口气，肺叶被这凛冽浸得微微发疼，却也让人头脑格外清醒。
院子里已经有了响动。负责牲口的老汉斯正睡眼惺忪地走向牛棚，几只早起的母鸡在栅栏边刨食，发出细碎的咕咕声。远处的铁匠炉还冷着，但学徒已经在清理炉灰，为弗里茨师傅一天的活计做准备。这片隐匿于群山之中的小小领地，正像一个缓慢苏醒的生命，开始它又一天的循环。
杨亮走到屋檐下，拿起靠在墙边的一把铁锹木柄，习惯性地用手指捋过表面，检查是否有毛刺。他的目光越过低矮的栅栏，望向开垦出的那几片坡地。麦苗已经抽出了一指高，绿茸茸的，在灰褐色的土地和深色山岩映衬下，显得格外脆弱，又格外顽强。这就是他们的根，是他们在陌生时代、陌生土地上安身立命的根本。
关于如何治理一个庞大的王国，他和他父亲杨建国，确实知道不少。那些从故土带来的、被视若珍宝的书卷里，蝇头小楷记录着跨越千年的智慧：如何将散落的人烟编入户册，如何丈量田亩划定疆界，如何制定章程收取赋税，又如何打破豪门壁垒，通过看似公允的考试，将天下英才纳入彀中，为王朝效力。那是一整套严密如机器般的体系，目的就是将辽阔疆土上的万千生民与资源，牢牢凝聚于中央权柄之下。
倘若那位法兰克人的查理曼皇帝能有机会坐在这火塘边，喝上一碗他们用山间野葡萄笨拙酿出的、带着涩味的酒浆，听听这些来自东方的古老智慧，他或许会眼前一亮，许多困扰他的统治难题，或许真能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径。例如，那套完善的户籍制度，能让君主清晰掌握人口与土地的变动，如同看清自己掌心的纹路；那标准化的税收体系，能最大限度减少中间层级的贪墨与耗损，让钱粮实实在在流入国库；而那开科取士的选拔机制，更是能打破世袭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源源不断地为中央输送新鲜血液，强化集权。
可惜，这终究只是火塘边闲谈时的假想。那位伟大的皇帝正在遥远的亚琛或某处行宫，为他那个庞大而松散的帝国殚精竭虑，他永远不会知道，在这阿尔卑斯山脉深处人迹罕至的褶皱里，隐藏着两个来自神秘赛里斯的遗民，他们的脑海中装着与这片土地格格不入、却又或许能解他燃眉之急的治国之术。
杨亮和杨建国自然也绝无可能主动跑去向查理曼献策。非亲非故，更未曾受其恩惠。冥冥之中，他们更有一种预感，若是历史那沉重的车轮未曾彻底偏离原有的轨迹，将来他们甚至可能站在彼此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形下，将中华先贤千百年积淀的政治智慧轻易相授，无异于资敌，是绝大的愚蠢。
这些宏大的讨论，通常只出现在杨家父子一天劳作之后、对坐休息的片刻。夜幕降临，山谷被巨大的黑暗和寂静笼罩，唯有他们木屋窗口透出一点摇曳的火光。塘火燃烧着干燥的松木，噼啪作响，散发出令人安心的松香味。一陶壶自酿的酒，几碟腌渍的野菜或风干肉，父子俩往往就能低声畅谈至深夜。杨建国年轻，脑子里装着更多书本上的东西，喜好引经据典，分析历朝历代的兴衰成败，从秦朝的严刑峻法谈到唐朝的开放包容；杨亮则年纪更长，经历更多，思考问题更倾向于结合脚下的现实，常常泼冷水：“书上说的固然有理，但此地非中土，人非汉唐之民，耕种、习俗、乃至所思所想皆迥异，生搬硬套必然水土不服，需得寻求变通之道。”
这般对话若是被偶然闯入的外人听去，必定会认为这父子二人是失心疯了在吹破天的牛皮——不过是一个管理着五十来人、躲在深山老林里的小小庄园主和他的儿子，竟敢如同国之重臣般，煞有介事地议论查理曼大帝的治国方略？这个庄园规模虽在缓慢扩大（几位孕妇即将为庄园增添新丁，总人口眼看要突破五十），但在广袤的欧陆大地上，类似规模的庄园可谓多如牛毛。从任何角度来看，他们都不过是这乱世之中竭力求存的小人物，谈论帝国层级的治理智慧，确实显得些荒唐可笑，不自量力。
然而，这种旁人眼中的“不自量力”，恰恰体现了知识穿越时空所带来的巨大优势。杨家人内心深处明白，真正的治国智慧并不在乎统治疆域的辽阔与否，而在于制度本身是否内蕴科学之理，是否具有绵长的可持续性。他们虽然困守于阿尔卑斯山中这偏安一隅，精神上却拥有着超越时代的历史视野和文明积淀，这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也是他们最大的秘密。
尽管杨亮和杨建国深知，他们所秉承的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政治智慧与治理经验——这些知识若能被查理曼所知，或许真能助他打破许多统治困境——但眼下，他们更为关注的并非远方帝国的宏大战略，而是近在眼前、愈发清晰的现实威胁：苏黎世教区的设立与那即将如影随形而来的税收清点。
初夏的山谷，草木丰茂，生机勃勃。溪水因为融雪而变得丰沛湍急，轰鸣着从山谷深处奔流而下。田里的作物长势喜人，铁匠铺里的锤击声日夜不息，新来的流民在老人的指导下，学习着如何用东方式的方法侍弄土地、修缮工具。一切都显得忙碌而充满希望。
但这份宁静，被乔治商队那熟悉而又总是略显急促的马铃声打破了。这一天，乔治的队伍看起来比往常更加疲惫，拉车的马匹皮毛湿漉，沾满泥点，嘴边挂着白沫。乔治本人从领头的骡子背上跳下来时，几乎踉跄了一下，他风尘仆仆，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倦容和一丝凝重。
他甚至顾不上像往常一样先开几句玩笑，或者询问这次又有什么新奇的货物，而是径直走向迎出来的杨亮，压低了声音：“杨先生，消息不好。”
他接过杨建国递来的一碗清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然后用粗糙的手背抹了抹嘴，喘息着说道：“苏黎世那边，新主教已经上任了，名叫格里高利，是个动作很快的人。他派出的税吏已经到了沙夫豪森，正式宣布要开始清点人口与土地，为征收今年的税赋做准备了。”
虽然这个消息早在预料之中，但经过乔治之口确认，仍然像一块冰冷的石头投入院中，让周围忙碌的气氛瞬间凝滞。几个正在附近干活的农户停下了手中的活计，担忧地望过来。从苏黎世到沙夫豪森，传递这道命令就花了近两个月，这本身就已赤裸裸地展现出这个时代行政效率的低下的惊人、以及交通的极度不便。
然而，真正让杨亮心底一沉的是更深层的忧虑：这位新上任、急于展现能力的格里高利主教，他的野心和手会伸多长？他会不会不满足于沙夫豪森这样的交通要点，进一步将触角扩散开来，派出更多人手，像梳子一样梳理阿尔卑斯山麓的各个隐蔽山谷，搜寻像他们这样刻意隐藏起来的定居点，最终强行将他们纳入教区的税收体系，夺走他们辛苦积攒的微薄粮食和物资？
乔治是个精明的商人，察言观色是他的本能。他看着杨亮愈发深锁的眉头，大致猜到了他的担心。他摇了摇头，语气变得更加实际，带着一种底层商人对官府行事规则的洞悉：“照常理看，他应当不会。至少眼下不会。”
他伸手指点着周围层峦叠嶂、云雾缭绕的山峰：“往这种鸟不拉屎的山沟沟里全面铺开人手清点，成本实在太高了，高到难以想象。首先，那位主教老爷手下有没有那么多可靠的人手就是个大问题。就算他勉强派得出，这些人愿不愿意进山？进了山能不能找到路？找到地方后能不能准确评估产出？会不会被野狼叼了去，或者摔下悬崖？更别提……”他压低了声音，几乎是耳语般，“……这山里可不止有野兽，听说还有不少不服管束、逃税避役的硬点子，甚至可能藏着北方来的溃兵。税吏这活计，可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
他进一步解释道，征税从来都不是无代价的，这笔“执行成本”高昂得惊人。即便是在法兰克帝国核心区域的富饶平原，税收征收也同样困难重重：税吏需要支付薪酬，丈量土地需要懂行的专业人员（这类人极少且贵），运输和保管征收来的实物税款或银钱需要武装护卫，而更普遍的是，下面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隐瞒田产、少报人口，层层欺瞒。正因为如此，后来法兰克以及更后来的法国君主们，才往往选择将征税权“承包”出去。
“就是包税人，”乔治用最直白的话解释道，“由他们先预付一笔固定的款项给王室或领主，买下在某个地区征税的权利。接下来，他们能从这片地方榨出多少油水，那就全看他们自己的本事和手段了，多出来的全归他们自己。所以这些包税人，一个个都比饿狼还狠。”
“在咱们这种穷山恶水，”乔治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介于庆幸和无奈之间的神情，“征税的难度和成本更要翻上好几倍。除非他们确切地知道某个山谷里藏着一个富矿，或者像传说中那样有流亡贵族藏着金币，否则，通常不会有哪个包税人愿意费这个老鼻子劲，来啃我们这块没什么油水的硬骨头。划不来。”
听了乔治这番基于现实利益的分析，杨亮和旁边静听的杨建国交换了一个眼神，心下稍安。乔治的话有理有据，符合他对这个时代官僚体系和人性贪婪的认知。但他们并未因此完全放松警惕。他们深知，暂时的安全并不意味着永远的安全。即便主教和包税人眼下因为成本收益考量而无暇顾及此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教区统治的日益巩固，他们的控制欲望和触角终有一天会延伸到这里。为此，他们必须争分夺秒，进一步加快自给自足能力的建设，同时将隐蔽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杨亮的思绪尤其停留在乔治提到的“包税人”制度上。这把双刃剑的特性让他陷入深思。一方面，它确实极大地降低了领主直接征税的管理成本和风险，仿佛一劳永逸；但另一方面，它无异于将国家权力核心的税收权力短期出租给了私人。这些包税人为了最大化利润，收回预付的成本并赚取暴利，其征收手段必然会变得极端苛刻甚至残酷，这无异于杀鸡取卵，极易激化社会矛盾，点燃叛乱的烽火。历史上的无数民变，其直接导火索往往就是这类酷吏的暴行。
这场关于税收的深入讨论，让杨亮更深刻地认识到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内在的脆弱性。缺乏深入基层的有效治理网络和精细的财政管理体系，使得即便是查理曼这样强大的军事领袖，其帝国也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堡垒，难以经受长久的风雨侵蚀。相比之下，远在东方的中华帝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户籍制度和税收体系，成为帝国绵延数千年的重要制度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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