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元年，正月的汴梁，冰雪初融，阳光洒在朱墙金瓦上，折射出些许暖意，却尚未能完全驱散新旧交替之际弥漫在空气中的那份谨慎与审视。盛大的登基典礼余韵犹在，但龙椅之上的赵匡胤，已然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实际和迫切的领域——如何治理这个百废待兴、却又暗藏危机的崭新帝国。
崇元殿内，香炉青烟袅袅。赵匡胤并未身着沉重的衮冕，而是一身较为轻便的常服，端坐于御案之后。案头堆叠着来自各方的奏报，有关于民生凋敝的陈述，有关于边境军情的预警，亦有关于地方官吏观望态度的密陈。他深知，武力可以夺取天下，但仁政与秩序方能稳固天下。
数日后，一道以新皇名义颁布的《即位谕郡国诏》，由快马携带着，以汴梁为中心，星散飞向全国各州府郡县。诏书并非华而不实的官样文章，其言辞恳切，直指时弊：
“朕以渺躬，嗣守鸿业……念自季世以来，政教雕弊，战伐频仍，生民垫于涂炭，郡县困于征敛……今与尔天下更始，其赦天下，凡显德七年以前天下逋欠官物，并与除放……诸处仓场库务，宜令所在长吏严切钤辖，不得妄有欺隐……”
诏书明确宣布免除前朝旧欠，意在迅速减轻百姓负担，恢复民力；“严切钤辖”仓场库务，则是要整顿吏治，防止贪墨，将财富用于国家正途。更进一步的细则中，还强调要“劝课农桑”，奖励垦荒，限制地方官府随意增派徭役，其核心思想清晰无比——革除前朝苛政，与民休息，蓄力以待将来。
这道诏书如同春风，迅速在饱经战乱的中原大地传开。许多地方的百姓闻讯，虽不敢公然庆祝，但眉宇间的愁苦似乎消散了几分，对新朝的抵触情绪也随之减弱。对于各地那些仍在观望的节度使和地方官员而言，这道诏书既是安抚，也是明确信号：新朝将致力于内部稳定与发展，顺之者昌。
然而，在明面上推行仁政、示天下以宽的同时，赵匡胤于深宫之中，对着新任的皇城司提举（一种负责京城治安与侦缉的职务，此处为艺术化处理，便于理解），下达了另一道截然不同的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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